今天人们在研究旷日持久又错综复杂的巴勒斯坦问题时，不免会追根溯源，涉及1917年英国首次公开发表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贝尔福宣言，该宣言确实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和阿以冲突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因此，对宣言各方面的分析自然也成为研究中东问题学者们久盛不衰的关注热点之一。笔者将在此简要阐述贝尔福宣言由来始末，并着重评析贝尔福发表的动因和影响。 一 客观而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有所进展的，其成员已达13万多人，约占当时全球犹太人的1%。在巴勒斯坦，也出现了50多个各种类型的犹太定居点“伊舒夫”，为战后犹太民族之家的形成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石。但这些成就显然还不令人满意，尤其是该运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目标尚未得到任何大国的明确支持。一战的爆发被该运动领导者视为一个极佳的历史机遇，认为在和平时期没有获得的东西很可能在战争期间或战后国际调整中得到，为此他们与同盟国或协约国相联系，致使该运动内部相应地分成弗朗茨·奥本海默为首的亲德派和哈伊姆·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 亲德派虽竭尽全力，但德国为保持战时德国与土耳其的盟友关系，始终不肯作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表态。以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则认为协约国将赢得大战胜利，土耳其占领的巴勒斯坦会划入英国势力范围，犹太人可在那里实现复国理想。而要争取英国的支持，就一定要显示出该运动的目标与英国战略利益的切合点。1914年10月魏兹曼曾在信中提到：“巴勒斯坦是埃及的自然延伸，是苏伊士运河与黑海及其敌对状态的屏障，特别是当它由犹太人发展之后，将成为亚洲的比利时，如果我们的情况稍有好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以后50至60年中将100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到那时英国将有一个有效的屏障，我们也将有一个国家。”[①a]1915—1916年魏兹曼在英国成功地主持了大量生产炸药原料丙酮新工艺的发明，解决了战时英国军需工业一大难题，也加强了与劳合·乔治等英国内阁成员的交往和友谊，乔治事后承认，“丙酮使我转向犹太复国主义。”1916年12月7日劳合·乔治出任内阁首相，阿瑟·贝尔福任外交大臣。1917年1月魏兹曼向英国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尽早承认巴勒斯坦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赋予他们以公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一切自由，以及购买土地和迁入的权力。随后通过魏兹曼等人一系列早有成效的行动，英国政府不仅能够肯定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亲英立场，而且获得了英美等国犹太人对英国保护巴勒斯坦的各种支持。 作为英国政府开始酝酿贝尔福宣言的标志是，1917年6月3日外交大臣助理格雷厄姆在向贝尔福提交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可以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 的希望，并向他们保证陛下政府将全面同情他们的愿望的时刻已经来到。这件事情可以用发出信件的形式完成或由贝尔福先生在任何一个时候安排一次会议上宣读出去。”[①b]一周后，魏兹曼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袖罗思柴尔德勋爵拜会贝尔福，要求英国政府发表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明确声明，贝尔福要求他们正式提出一份书面要求，同时指示外交部起草一份日后答复声明。于是，代表犹太复国主义方面的索科洛夫与英国外交部方面的唐乐普负责起草各自文件，同时商讨双方草案的措施。7月18日索科洛夫正式将犹太复国主义一方的草案呈交贝尔福，但在9月3日英国内阁会议上，宣言发表事宜却被否定。魏兹曼等人又于10月3日向贝尔福递送备忘录，敦促英政府公开表态：“我们必须郑重地指出：在我们提出的决定里，我们已将我们民族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命运委托给了外交部和帝国战时内阁，希望问题能按照帝国的利益和协约实现的原则得到考虑。我们在与英国民族的杰出代表人物经过3年的协商和会谈之后提出了它，因此我们谦卑地恳求这个宣言能被同意。[②b]但在翌日审议宣言事宜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此事又是议而不决。10月6日威尔逊总统致函乔治首相，表示美国方面责成英国发表声明。这时贝尔福已委托利奥波德·埃默里起草一份宣言草案，“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和他们的批评者的一些反对意见一并考虑进去。”这样，从1917年1月魏兹曼发出倡议起，经过10个月的酝酿、征询、协商，10月31日英国内阁会议终于决定，以埃默里的这份措辞含糊的草案为基础发表宣言。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以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袖罗思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声明：“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的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③b] 二 自贝尔福宣言问世近80年来，围绕宣言发表的原委始终有人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我们认为，促使宣言发表的动因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相当部分英国政府要员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是促成宣言发表的一个无可讳言的个人因素。 在1918年2月7日的一次私人聚会上，有人问贝尔福，争取大战中犹太人的支持是否促成他宣言发表的意图时，贝尔福回答道：“当然不是。”他说，他和乔治首相一样，始终受一种愿望所支配，即“犹太人应该在世界上有他们的合法的住所，一个伟大民族没有一个家是不公正的。”[④b]翌年他又声称“无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是错，是好还是坏，在悠久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中，以及比70万阿拉伯人的要求意义更为深远的未来希望中，它都有很深的基础。”[⑤b]1922年他又提到，“整个欧洲文明因反对犹太人而犯了极大的罪过，英国应该主动地给犹太人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⑥b]而1917年任军需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坚信犹太人是“凭权利而非靠宽容”重返巴勒斯坦定居复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