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白皮书编纂发表经过及美政府编发该文件的意图，认为美编发白皮书意在推卸对蒋政权失败所负的“责任”，并为与蒋政权脱离关系作准备，应付国内反对派批评。在分析各方反应时，文章认为国民党受打击最重，却作了冷处理，是敢怒而不敢言；中共发起了一场批判白皮书的运动；美国内反对派掀起了“辱骂风暴”。文章也分析了各方作不同反应的原因：国民党方面作冷处理是为继续争取美援；中共是要通过批判白皮书教育全党，转向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美国内政府反对派则由抨击白皮书转向“谁丢失中国”的政治辩论。总之，白皮书是一份不成功的历史文件，其实际政治后果与其炮制者的最初意图相距甚远。 一、美编纂发表白皮书意图分析 由美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想法，最早可追溯到1948年秋。当时，国务院官员凯南和戴维斯二人向国务院提出一项政策建议，他们认为蒋政权溃败在即，美对此应有所准备，其中最主要的办法是尽早把蒋政权腐败情形和不可救药性诉诸美国公众[①]。1949年3月，凯南、戴维斯这一建议为美决策层接受并被付诸实施。在美国务院指导下，一个“由富有学识专长的人”组成的专门小组，积极投入白皮书编纂工作。经几个月努力，于7月29日完稿，并于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 白皮书全称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1949年时期》。其英文版正文409页，连同附件共1054页；中文译本正文约35万字，连同附件计约100万字稍多。正文分8章，前2章简述1844年以来百年中美关系史及国共两党历史，皆作为全书背景，为后文铺垫。后6章详述1944年至1949年5年中美关系，是全书核心内容。附件包括一份中美关系大事年表；作为全书引言的艾奇逊国务卿致杜鲁门总统信；用以说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各种信函、备忘录、电报、统计材料等外交文件共186件，其中包括新问世不过百日的绝密文件。 在白皮书编纂过程中，美决策层给予了高度重视。杜鲁门总统审阅过原稿，亲自对其编纂思想和发表时机作过“训示”，甚而直接干预某一敏感文件是否编入的具体问题[②]。新国务卿艾奇逊则亲为白皮书甄选材料，起草致总统附信，几乎“天天为白皮书奋斗”[③]。 这里的问题是，美决策层为何在1949年春夏匆匆赞成编纂发表白皮书？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应从中国内战战局、中美关系及美对华政策变化趋向、美国内政治斗争情况、美国政客的行为方式诸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中作深层分析。 1949年初，中国内战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军队在三大战役中受到致命打击，这进一步说明美援作用有限，蒋政权不堪一击，中共赢得战争只是迟早问题。有鉴于此，美对华政策开始趋向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抽身。这种趋向在NSC34/2和41号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在实践上，美对华政策新趋向表现为南京易手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驻南京而未随蒋残余政权迁往广州，美蒋关系事实上降格[④]；还表现为美撤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大幅度削减对蒋军援[⑤]。此外，司徒雷登还在南京与中共代表频繁接触，探索打开双方政治关系的可能性[⑥]。 但是，美要贯彻新的对华政策，首先是贯彻“脱身”政策，在美国内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源于“院外援华集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和“中国帮”等政府反对派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舆论。自战后以来，美对华政策一直受到上述势力的批评。这些批评所涉及的主要论点有：1945年美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出卖了蒋政权；迫使赫尔利辞职是为出卖蒋政权扫清道路；派马歇尔使华，强迫蒋与中共成立联合政府是进一步出卖蒋政权；扣压魏德迈报告；军事援蒋不力导致蒋军事失利。一句话，他们宣称是民主党政府“上面的愚蠢——下面的背叛”导致蒋政权失败[⑦]。 到1949年初，“院外援华集团”等政府反对派不仅更猛烈地攻击政府对华政策，还要求继续大规模援蒋，包括建议向陈纳德提供飞机，重组“飞虎队”，支援蒋军[⑧]；派一“能干的”美军将领带队遏制中共进军[⑨]；以及再向蒋提供15亿美元援助的“麦卡伦案”。他们还通过亲蒋传媒发动宣传战，争取舆论支持。总之，“院外援华集团”等政府反对派反对美停止援蒋，从中国内战“脱身”，因而也反对美在政治上承认中共新政权。 一般认为，普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知之甚少，其政治向背易为舆论左右。自抗战以来，中美曾联合抗日及美大规模援蒋的历史，在美形成“蒋即中国”的观念。蒋政权失败，在美被宣传为“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灾难”[⑩]。在这种观念和心态作用下，自视颇高的美国人难以接受中共的胜利和蒋政权失败以及美由援蒋突然转向“脱身”政策。政府反对派及其舆论工具对美政府对华政策的攻击及援蒋呼吁，又进一步影响美国内舆论氛围和公众立场，使美政府任何稍为现实的对华政策都难以顺利贯彻。有鉴于此，为实现对华政策转轨，美决策集团就要应付政府反对派在国会内外的挑战。而最有效的对策，在当时莫过于影响舆论，争取公众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