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国历史，其起始几乎与新中国诞生同步。而这头几步的足迹，就是和著名的美国史专家、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黄绍湘教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①a]她自1950年起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撰写和发表了有关美国历史的文章，1953年即推出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美国史专著《美国简明史》，继而又于1957年推出另一美国史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这不仅在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是最早的，在我国世界国别史研究领域也是最早的。黄教授笔耕不止，历40余载乃至80高龄的今天，带着耳聋体虚的病痛，仍在殚精竭虑、潜心思考，坚持其研究工作。现在就我所了解的黄教授的生平，她的为学、为人及学术成就作一简要回顾，以期从中获取教益和启示。 一 黄绍湘先生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兼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自1979年至1986年连续三届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1986年至今担任顾问。1980—1993年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1985—1986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纽约市立大学等校讲学。1967年10月，参加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中美学者关于美国宪法制定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担任中方主要发言人。黄教授著述甚丰。除前已提到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外，她又于1979年和1987年在对上述两书作全面审查与修改的基础上，分别推出《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和《美国史纲（1492—1823）》（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发表美国史论文数十篇。1991年7月起，获国务院颁发的为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证书和特殊津贴。 黄先生1915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在北京受中小学教育。1931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她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学生支援南下请愿代表的卧轨行动。1934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插班生。面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黄先生对中国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产生了进行研究的强烈愿望。1935年夏，由外语系转入历史系学习。当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华北进行侵略的步伐。“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5年冬，黄先生投身于“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随后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高碑店遭军警包围殴打并被押回北京。同学们在愤怒抗议中，自动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黄先生是最早的队员之一，并写了一篇《高碑店之夜》的报导，以揭露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行径。1937年2月北平学联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的形势下，组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侮”，“一致对外、全面抗战”。黄先生被推举为献旗请愿团团长。一行20人抵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黄先生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由于黄先生在校内外积极从事进步活动，两次受到校方记大过处分。 黄先生于1937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此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从1941年夏季起，参加了由毕季龙、潘菽等20余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1943年间，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均取得重大胜利。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此形势下举办了第一届自费留美考试。当时黄先生与清华的知心同学多次商谈，一致认为战后美国必将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各方面研究美国，自有其迫切性。于是，她报名参加留美考试并被录取。1944年秋，黄先生到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开始了美国史的学习与研究。该校是美国盛极一时的进步史学派的主要阵地。虽然进步学派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采用经济解释方法，分析美国史重大事件，注重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了大量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素材，使黄先生获益匪浅。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为了扩大视野，黄先生还到纽约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些进步的留美同学，定期座谈国内形势。还参加了史沫特莱和林语堂主持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辩论会。1945年4月，董必武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停留期间，在华人学者集会上介绍中国解放区情况，遭到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围攻，黄先生与中国进步留美学生一道，挺身而出，保护董老安全。史沫特莱当时正在撰写《朱德传》，黄先生积极为她翻译有关革命根据地的报刊资料。她还团结中国进步学者于1945年6月在报刊上联名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呼吁，要他改变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并以个人名义致函杜鲁门，明确提出两条：1）命令美国军队立即从中国撤走；2）推迟（给国民党政府的）33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和其它任何贷款，直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起来。表现出了一位爱国进步历史学者的鲜明立场。1946年夏，先生完成了题为“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麦克莱是一位杰斐逊民主主义者），得到导师约翰·克劳特（一位进步派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1947年春，国内全面内战已经展开，黄先生放弃了她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改读博士学位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到国内。黄先生后来说，“两年多艰苦而愉快的学习，奠定了40多年来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黄先生的学术生涯也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她先后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人民出版社编审，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继而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77年7月起，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任美国史研究员。1951—1952年，黄先生参加了广西柳城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行将结束时，三名土改队员（其中两人是辅仁大学同学）被混进土改工作队的匪徒开枪打死，另两位同志被枪声惊醒，与歹徒英勇搏斗，才幸免于难。黄先生说这次血淋淋的事件给她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