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近代化（亦称现代化）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尚未完结的动态过程，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近代化动力源于革新意识和应变能力，近代化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断释放出的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因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条件的不同而大体上遵循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即内源性近代化和外源性近代化道路。俄日两国均属于外源性近代化国家，二者在19世纪60年代先后进入改革时期，二者各自具有独特的前提和优势，俄国较早进入近代化进程（从19世纪初抑或更早），更接近欧洲，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日本民族单一，内聚力强，与欧洲的社会结构相似，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力强。[①]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上述差异和相似性决定二者有可比性，通过比较有助于揭示出晚步入近代化国家发展的某些规律性，西方的一些著作对此作过比较，但侧重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②]本文在试图注意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同时，着重从文明角度进行这种比较。 一 在比较俄国和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之前，首先应当阐述对近代化问题的总的理解，这主要涉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层次的概念。可将欧洲及其分支（北美和澳洲）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的和典型的模式或第一层次；俄国、日本、土耳其、巴尔干国家，还有巴西和阿根廷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层次，亚洲殖民地国家或附属国同拉美的多数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层次。不同层次间的差异，还有每个层次内部的民族发展方案的相似性与其说取决于数量指标，不如说取决于正在形成着的资产阶级结构的性质、机制和质量。 第一层次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特点有二：资产阶级关系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16—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前提（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的成熟相对同步。 经济和社会前提：封建关系率先分化，工艺进步神速，由于有深厚的社会组织基础，手工工场的发生和发展未出现任何波折；商品交易所和股份公司逐步完善并得以推广，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复杂机制逐渐产生并趋于完备。同时，“第三等级”和雇佣工人大军的队伍不断壮大。 法律前提：罗马法及其主要原则——私有制构成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最基本前提。18世纪初已经确立法律至上，人权不容侵犯原则，而陪审法庭制度基本上已脱离中世纪的窠臼。 政治前提：始自13世纪的王权与国会的斗争直至18世纪初（即1701年英国颁布的《王位继承法》为标志）方见分晓；分权制原则已经确立二三百年；早已争得出版和新闻自由；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形成。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上述进程的强大动力。 文化前提：从12—13世纪起，欧洲的识字水平非常高，而兴办大学，推广和完善印刷术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始自文艺复兴、继而在宗教改革时期最终确立的个性解放原则；宗教改革使企业主用“新教的道德观”与中世纪的银行主、封建商人相抗衡，路德教的名言“诚实的聚敛”使资本主义如鱼得水。总之，上述诸因素产生连锁反应：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积累促使16—17世纪文化的巨大进步，而文化进步是17—18世纪政治革命的基础，并成为18—19世纪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结果上述环节有机地衔接起来。当然，除有逻辑联系的上述环节外，还同时并存其他的路线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重要因素：第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展脱胎于前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第二，由于同一地区的文化相似，各国可能相互促进（德国超过英国，瑞典接近德国等）；第三，其他并行的因素，如殖民掠夺，但后者未必被视为资本主义形成的始因。 大致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第二层次国家陆续步入近代化进程。晚步入近代化道路的国家，面临着既要变革社会，又要在先进社会的环境中保持一体性这种双重压力。第一层次的先进国家对它们而言，既是榜样又是外部威胁。第二层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更多地来自外部，自身发展的内在条件与第一层次国家相距甚远。换言之，同第一层次相比，第二层次的情况截然不同。第一层次的有序链条在这里受到破坏。首先政治意志因素超前，国家作为发展动力和保障的作用不断强化，其次，经济的发展直接从大工业和铁路入手，绕过或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手工工场时期，而西方的手工工场时期历时数世纪之久；再次，无暇顾及古典的原始积累，需要从农业从整个社会（通过税收形式）过度索取，强制敛财，由此社会紧张状态加剧，诱发政治强制和强化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如果民族资产阶级不成熟，广大人民缺乏适应新要求的社会心理准备，那么必然比第一层次经历更为复杂的社会冲突。 从20世纪初或20世纪中期，第三层次的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才步入近代化道路。第三层次与第二层次的外部条件虽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有本质区别。第一，它比第二层次落后于先进社会尤甚；第二，如果独立的第二层次国家在民族基础上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发展，那么，第三层次国家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围区，其经济发展被深深打上殖民地的烙印；第三，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正逢人类全球问题出现的时代。某些问题恰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粮食）另外一些问题（生态、原料和资源）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日趋加剧。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成为借鉴以往西方模式的客观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