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编译）《史前世界杂志》1991年第五卷第三期上刊登了华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丁·温克的一篇关于早期埃及文明演进研究的总结性论文，作者高屋建瓴地评价了当代各种史学理论在公元前四千到两千年间的埃及文化演进研究中的功过是非，并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统一起来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埃及早期文明演进的不可多得的教材。 在这篇论文中，罗伯特丁·温克把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上下埃及的文化融合，埃及国家演进的正在界定的进程的特殊转变的新的考古证明上。作者自己说，他的任务是提供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经验主义记录之明确的概括和分析，其年代焦点定在埃及的第一个伟大王朝时期，从大约公元前四千年到大约前两千年。这段时间内古代埃及文明的核心要素首次出现。其地域焦点在尼罗河主干和三角洲，特别是三角洲。 基本理论问题 系统地对早期埃及复合社会的考古研究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处于中心地位的全部历史探究的古老问题是：问题的要点是什么？对于过去的历史我们的希望知道些什么？确信像埃及这样早期文明可以同并非琐碎和不证自明的一般原则的术语比较解释或理解的理性基础存在吗？这些长久而繁缛的争论毫无结果，但在这里对分析过埃及考古史料的学者的研究目标作一下考查是完全必要的。 大多数古埃及学者只是简单地寻求重建古埃及生活，用文件证明古埃及历史，解释古埃及社会和文人的字句，他们试图确定金字塔是怎么建的，培比二世统治了多少年，那尔迈是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王室官员是如何行使职责的，“神性王权”的性质等等。埃及学家们并未完全忽视现代社会科学，但根据其文章来判断，他们对传统社会科学的最基本前提即建立一种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解释科学并不感兴趣。巴里·肯普很有说服力地道出了一个为什么埃及学家没能被大多着重于社会科学的分析所注意的基本原因。 早期国家起源的许多现代分析的一个特征是从下而上，以一组标准题目开始：人口的压力，农业的改善，城市的出现，贸易的重要以及信息的交流。用这种观点分析，国家自发地从人群环境的广泛的无个性特征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的相互联系中，或随着这些联系而产生。但是，国家是建立在统治的迫切需要和秩序的远见之上的。虽然国家不得不在它的土地和人口的压力中起作用，但国家产生力量，推动变化并广泛干预。因此，在考查国家时，我们应该坚持这个由上而下，从内向外的发生力在我们头脑中的领先地位。（1989.9.7） 尽管许多偏重社会学的考古学家将会同意肯普的对国家产生的传统解释的批评，如柴尔德、魏特夫、哈里斯等人，但许多现代学者认为，确认这些变化，模式和进程的联系不能“解释”古代文明进化的所有重要方面。事实上，肯普的国家形成的传统原形批评针对的是一个通常几乎没有当代支持者的理论观点。 然而，当代考古学或一般社会科学能在古埃及的分析中为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取舍吗？当代理论考古学中最激进的观点是一个严格的唯物主义和进化的方法。一些考古学家曾认为，要建立一个关于已经消失了的人的行为的真正科学是不可能的，例如邓尼尔认为考古学绝不能成为一种行为科学，因为行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造物，而且这样一种人工制品的科学也不能像物理学，人工制品史料最初只是进化进程创造的结果，完全不同于统治物理世界的统一的永恒的规律。温克认为，一种唯物主义进化方法很有潜力，但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它是极端归纳的，不能提供诉诸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古埃及的“一望而知”的解释，这就不能使许多学者感到满意。 当代考古学中一个被更广泛持有的观点是考古学家可以用来自范围很宽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建立一种可以包括社会结构，人的目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其它意识形态因素的对于过去历史的解释科学，它完全是一种行为科学，这些学者运用来自经济地理学，人类统计学，系统理论和其它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来解释考古史料。 与这两种观点不同，其他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古埃及社会和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必须成为考古分析的焦点，但经验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基本上不适于认识过去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来自也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是我们创造了过去历史。对于这些还有许多其它方法论问题的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也许似乎是一种折衷——综合：我们可以综合来自每一个相关原则的根据建立一种对古埃及的更完整的理解。例如，我们可以用地球物理学来重建古尼罗河的水力学，从而解释为什么古王国在三角洲的村落几乎毫无例外地建在沙砾上；然后我们可以因考古数据来说明这些村落在第五和第六王朝间在数量上的增加；这一时期的文献将告诉我们，这些村落在数量上的增加可能是由于一个要保护他的东部边防的法老给予赋税鼓动；最后，倾向这样做的学者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威伯那里，在进化论中或在其它地方找到一般的历史理论。总之，我们可以尝试用一种多面的途径去理解古代文化。 然而，这样一种折衷——综合的方法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例如，纳尔迈调色板使人想起古埃及人的观念和尼罗河三角洲与尼罗河河谷间关系的历史的变化，考古证据用河谷和三角洲的人工制品风格的最后的均质化的形式为此提供了证据。但是从一些观点看，这些铭文和考古数据只有当我们试图重建埃及文化史时才完全是互补的。我们在像纳尔迈调色板这类东西中塞入的和看出的古埃及的思想不具有同陶器风格中的可以衡量的可变性所引起的作用同样科学的地位和用途；实际上，从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尼罗河谷和三角洲的“文化综”可被定义为实际上只含有人工制品风格和分布的可衡量、可作统计分析的变化的意思。同样，早期国家的社会学和行为学的解释大多强调作为借此来划分和分析早期复合社会的有效的“权力”和“统治”。但是，一些早期文明没能出现是因为它没有产生合适的权力结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