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代先进的文明，使日本历史“蛙跳式”地直接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并成为日本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维系因素。但日本近代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因素，却是欧洲文化的引入触发的。战后日本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吸收、演绎、融合欧美文化的精华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粹，形成了以集团结构、团队意识、竞争风格、拼搏进取为特点的日本精神，以及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为特点的企业制度，从而创造了“日本奇迹”。因此，儒家文化虽然不是日本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力，但却是日本经济腾飞和“日本奇迹”创造的推动力。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领土面积仅及美国的1/25 或中国的1/26。然而短短数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据统计，1992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36710亿美元，1993年超过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1064亿美元。预计1995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5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腾飞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的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日本的传统文化， 从本质上说，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 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古代文化，对其周围的地区和民族的古代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进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向四周长足发展，其余势也波及到我们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1 〕公元六七世纪，日本掀起了第一次全面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唐文化全面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族。日本奈良的平城京（710～784）在设计思想、平面布局、功能区分、城市绿化等方面模仿唐长安城，甚至许多宫殿、街道、市场、里坊的名称也与唐长安城相同。日本于645 年（大化六年）实行大化革新，并颁布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701 （大宝元年）年颁布《大宝律令》，宗唐律为范本。大化革新建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移植，“本朝官习之别……大抵皆沿唐制”〔2〕。朝廷的礼仪也模仿唐朝，“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礼等，不论男女，一准唐律。”〔3 〕日本和尚《答风俗问》中“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诗句，也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诸方面，全面影响、熏陶着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因此，日本学者大多承认是中国古代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正如日本学者吉田茂所说：“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4 〕日本正是以这种灵活吸收的方式，使历史的发展出现了“蛙跳式”的飞跃变化，越过青铜时代，直接由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但是，作为原发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是奠基于农业宗法社会之上的，是为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服务的。作为封建体系中的一部分，儒家文化在适应世界上有着超常的生命力。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民，极易养成四平八稳的习惯和惰性。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发育极为成熟，不易被否定，不易发生变动，表现出了恒常的稳定性。而这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着维系稳定的文化结构使然。这种文化结构阻碍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育和成长，阻碍着近代化的产生。 作为继发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化，自然也成为维系日本封建制度生存和发展的稳定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一个与中国封建政权非常相似的、完备的、成熟的封建国家。日本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政权德川幕府，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80%，对农民的剥削和统治成为德川政权的立国之本。幕府实行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禁止农民自由改换职业，把农民永久地禁锢在土地上。以伦理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与知足的文化心理，也成为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文化的中心内容，熏陶哺育着日本国民。日本封建制度延续时间非常长，也与吸收、融汇了具有稳定作用的中国儒家文化有关。 儒家文化的宗旨和基本功能，是为了求得稳定和谐，求得“大统一”的协调。它不像希腊传统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传统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这种文化注重于群体而轻视个体，与现代意识和竞争风格不相适应。本世纪初，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国儒教后认为，儒教和清教一样是出于理性的，不过二者有一个基本差别：清教运用理性去控制世界，而儒教则试图适应世界。韦伯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文化传统是阻碍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这种文化把日本带入封建社会，并使其稳定发展。因此，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因素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近代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的阻力。 二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启动，大部分学者都承认起自于明治维新这一场政治变革。明治以前，尽管日本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仍然是隶属于封建经济范畴，根本无法在整个社会中发育成长为资本主义制度。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进，如何摆脱民族危机的局面，德川幕府的日本许多受到西方文化教育和熏陶的知识分子，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开明的政治家，认识到竞争是西方列强得以发展和强大的重要因素。同时，日本幕府政治落后的现实，也促使日本人意识到实力竞争的意义，认识到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以西方文化武装起来的各种革新力量联合起来，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来振兴日本。日本出现了第二次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最初，革新派借用了复古的形式，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与旧政权在形式上相似，但毕竟在新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批具有良好西方文化修养和近代世界观的人士。革命后不久他们就派出了庞大的岩仓使节团巡访欧洲各国进行“西天取经”，带回了大量有关近代西方国家的信息，最终选择了“脱亚入欧”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随之由上而下地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