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至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堪称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冲击。之所以称这三次事件为冲击，是因为，就规模和性质而言，它们均属历史上的首次；从过程和影响来看，它们又相连紧凑，互相交织。故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可谓是创巨痛深，波及久远。本文旨在探讨三大冲击下的资本主义政治格局在二、三十年代的演变趋向及特点，试图从这一侧面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本世纪十至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所遭受的首次大冲击。其始作俑者是欧洲列强，参战主体为英法俄德意美日等国，其最直接目的是重新瓜分殖民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实质上可以看成是一战的继续。除俄国因十月革命而退出资本主义阵营外，从上述其他列强的战争结局来看，最大失败者当属德国，它不仅经受了东西两线战火的摧残，而且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又背上沉重的赔款包袱，忍受着军事威胁和政治孤立，其处境并不亚于殖民地。其次是意大利和日本，它们虽属战胜国之列，但在实力上均居上述列强之后。战后，意大利因战绩拙劣和极度虚弱而倍受冷落，不仅分赃极少，就连英法拉拢它参战时所许下的领土诺言也未兑现。日本本是借参战之名行称霸远东之实。但美国在战后迫使它接受了列强共同支配中国的华盛顿体系，致使日本独霸中国、支配远东的计划流产。 一战的冲击使资本主义大国发生了明显的分野：英法美成为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受益方和维护者，德意日则是这一体系的强烈反对者。后者由此而兴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构成了日后国际社会中一股潜在而强大的历史逆流。1919年，即一战结束的第二年，日本便出现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尔后，此类组织纷纷扬扬，遍及日本社会，到1932年已达1965个。〔1〕这些组织虽有差异， 但大都主张解决满蒙问题，使日本称霸亚洲。同一年，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也宣告成立。1920年2月， 希特勒宣布了该党的《二十五点纲领》，其中包含着建立大德意志民族国家、打破凡尔赛体系以及对外扩张的思想。二十年代，纳粹党先后通过暴力与合法的手段试图夺权。意大利也在1919年产生了由墨索里尼所组建的半军事组织——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又更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强大的民族主义及其他因素的促成，使墨索里尼在1922年便上台执政。 不难看出，一战后德日意三国遽然而兴的法西斯运动和政权，虽然具体原因不一，互有差异，但作为一种国际现象，这确实是一战对资本主义整体性冲击的一个最消极政治后果。也是在1919年，法国的福煦元帅曾针对凡尔赛体系指出：“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2〕这一年，战胜国正在召开分赃会议，二十年后的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全面爆发。 二 一战的冲击还表现在，它严重摧残了生产力，戕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它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了一次公正的检验，其弊端丑陋显而易见。就连列强所不齿的东方人，先前对西方文明所抱有的向往之情也顿然丧失。〔3〕一战后， 西方国家尤其是作为主战场的欧洲国家的民众对当局的不信任感之强、厌恶之情之大也就不难理解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4〕因此，一战冲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客观上大都面临着一个共同而急迫的社会课题，即对政治的调整与改革。其实质就是要对人民作出一定的让步。舍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难以安定。 然而，现实世界的一个强大因素又严重影响了列强的政治举措。这就是紧随一战而来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次冲击：俄国十月革命。这次革命爆发于一战尚未结束的1917年，它的突如其来为列强所始料未及，因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其变革之路实难为列强所接受。然而，它对旧制度的突破和对新制度的创设，既神秘而又磁石般地吸引着期望社会变革的人们，并广泛引起了世界各地民众对于从一个老大的专制帝国内崛起的一种新制度的同情、理解、甚至是效法之念。1918年德国开始的十一月革命，列强武装干涉苏俄期间，英法等国兴起的颇有声势的不许干涉俄国运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许多国家共产党组织的纷纷建立，等等，既是十月革命冲击波的回应，又充分显示了一种新制度的感召力。而这又不能不引起列强对苏俄的进一步恐惧和仇视。因此，十月革命的冲击，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成了一种强大的制约因素，这就是要绝对避免俄国式的变革，行将着手的政治调整，必须与苏俄保持足够远的距离。而要绝对避免，则又必先除之。1919年至1920年，列强对苏俄进行了三次武装干涉。虽最终失败，但在此后的年代里，“恐赤症”却成了列强的通病，“防疫”则是它们一致的目标。 总之，一战和十月革命的冲击及其合力对列强的政治调整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迫使统治者去充当历史发展不自觉的工具，对人民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又使统治者必须谨小慎微，将政治调整严格限定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避免质的飞跃而否定其自身。很显然，这种不得不为之而又背着沉重包袱的调整，难免要带有非常浓厚的保守色彩。而且随着列强社会秩序的恢复，调整后的政治所蕴含的进步性日渐退化，其保守、妥协乃至反动的一面逐渐强化。只不过各国表现的节奏、程度、层次有所不同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