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我国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行动开始呈现普遍性增长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大量的青年自组织开始生成，并逐渐走出以往自组织“自娱自乐”的趣缘型结社形态，而开始介入诸如环保、慈善、公共安全、抗灾等相关社会建设领域；二是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青年自组织形成了一套参与社会建设的动员体系，许多自组织周边都凝聚起了一批专注于某一事业(领域)青年队伍，并且有的队伍已有相应规模；三是许多青年自组织正是通过社会建设形成了自身的专业领域视角，找到了自身关注重点，从而通过热情与专业的结合使之成为了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行动者，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决定未来发展”的力量[1]。本文以上海青年自组织(自生性青年民间组织)为中心案例，考查目前出现的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状况，力求对其行动特征、驱动因素及社会后果做相关分析，并力争从激发社会活力，优化社会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行动特征 当前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已呈现增长性趋势，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特征主要呈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主动性。这是指青年自组织对于社会建设呈现出主动介入的行为状态。当前，无论是介入社会抗争(如环保)的青年自组织，还是介入社会服务的青年自组织，虽然其介入过程中也有政府、企业、公众邀请的相关因素，但是在整体上，青年自组织在这方面的行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以上海青年自组织为例，如活跃在教育领域的“微笑图书室”[2]，其以向西部捐书作为主题品牌项目的产生属于一种主动性行动，并没有教育部门的牵引；又如，以复兴汉族汉代文化为己任的“汉未央”[3]，在上海城市内部定期举办复兴传统文化的论坛、行为艺术，中间也没有文化部门相应组织。自组织这种主动参与社会建设并不是偶然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青年自组织作为自发形成的组织形式，自生性是其重要的特征形态。自组织要得以生存和发展，实现组织过程的循环，必须要自我寻找相关项目。另一方面，社会建设领域又是一个极易形成社会影响的领域，青年自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方面呈现出主动性特征以扩大自身影响亦就成为其重要选择。 二是选择性。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虽然呈现出主动性，但在社会建设项目的择取方面，并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性是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行动的第二个行为特征。具体来看，目前青年自组织的选择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难与易的选择，由于青年自组织目前规模不大，社会影响力也不大，资源不多，所以一般而言，往往选择那种行动较为容易，较易出成果的相关领域；二是敏感点选择，为获取政府资源和企业资源而呈现出迎合性，相对回避涉及政治性内容。目前，上海青年自组织仅“热爱家园”[4]等少数社团以帮助弱势群体维护权利作为自身目标，大部分社团与那种“法团主义”背景下的抗争性社团是有区别的。 三是联合性。这是指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目前已开始呈现合作的形态。以上海为例，目前，一个青年自组织间、自组织领袖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络正在逐步生成，他们开始共同参与相应的活动，“公益圈”、“青年自组织集群”开始逐步生成起来，从而在一些项目，特别是一些时间节点，自组织呈现出“联合行动”的状态。例如，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上海一些青年自组织，如映绿公益[5]、热爱家园等就自发组织，共同策划了旨在抗震救灾，为地震灾区筹措最紧急物资的“新驼峰行动”；又如，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一些青年自组织也主动联合，如标志车友会、车行天下、乐乐一家、马自达车友会等车行自组织所发起的“小志在家家”(号召少开一天车)、“小志绿行者”(号召清理车内不必要物品)、“绿色出行”等行动，益优青年服务中心[6]、音速志愿服务中心[7]等联合参与的“知闻世博”、“小志爱心游戏”、“圆梦接力看世博”等等。 四是部分竞争性。青年自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时会展开相应的合作，而体现出联合性的特征，但是，联合性并不是青年自组织间关系的全部。从理论上看，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同样具有宏观总量，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社会建设无论是在项目，还是在资源上，其总量是既定的。这时当有新的青年自组织生成，并且当新生成的青年自组织同样具有参与社会建设的意愿之际，青年自组织之间面对既定社会总量竞争也就开始了。具体体现在：一是在项目层面展开关于项目争取的竞争，例如对某一区域范围之内，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所展开的竞争，对某一类服务对象(如某一区域内既定老年人群体)展开的竞争；二是在资源层面对服务所需资源的竞争，如企业社会责任资金的争取竞争，对志愿者人员的竞争等。当然，相对于目前还不多的青年自组织，当前的社会建设总量仍然是相对丰富的，正是这样，当前这种竞争还只是部分性的。 上述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特征，为我们认识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行为的发生，并以此透视青年自组织本身带来了很大启示。按以往的学术思路，分析民间组织产生及结社，往往遵循着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庇护主义”，认为个人之所以参加社团、宗族、行会、同乡会，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组织本身是“小共同体”，一旦加入这些组织即易获得“小共同体”对个人的帮助与庇护，这些民间组织的存在更多所提供的是庇护性功能[8]；而另一种思路则是“第三部门”分析视角。这一观点认为，第三部门之所以结社，主要是为应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存在一定的短视、投机、破坏行为，而政府由于能力有限，不能细致顾及社会所有角落。正因如此，类似工会组织、维权组织、性别组织的第三部门出现了，并广泛适用于为弱势群体争取自身利益，正是遵循这条思路，很多人都把社团看作为是国家、市场的对立物[9]。而青年自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主动性、选择性、联合性、部分竞争性呈现出一种有所选择的“趣缘型”和“事业型”的结社结合。这种结社并不在于社团的存在以为个人提供庇护，也不在于社团是以国家和企业的对立角色而存在，而主要体现为从“单位化”向“社会化”转变的背景下而形成一种新的聚集方式，是从“个人丛化”的角度，主动地介入社会事务，用以满足个体的“群际”交流功能和个体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对社会的一种主动性的责任感。这种根本性立场的不同，注定了青年自组织织既会有一定的“后现代特征”——追求时尚、个体幸福、个体满足感、自由性，又有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责任——愿意以己之力，以改造社会走向“现代化”。对青年自组织这些特征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特征往往就是政策调控的方向性和变量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