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的释义 马克思曾指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生活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一)青年农民工闲暇特征 青年农民工作为社会变迁与发展中的“城乡边缘人”，他们的闲暇生活处于“非城非乡”的悬空状态，闲暇特征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闲暇时间普遍比较少。闲暇时间的分配也是一种时间配置的状态，通过对时间的“测量”，可以反映人的存在诸方面的状况，借以体现各种生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们生活的活动范围、活动内容、活动形态的客观、完整和真实的记录。通过调查①，青年农民工的闲暇时间普遍比较少，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工作时间过长。调查显示，他们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之内的总计17.3％，8－10小时的34.3％，10－12小时的25.7％，12小时以上的22.7％。其中，8小时之内的按递增方式排列依次为建筑业5.3％、商业饮食服务业16.7％、工业26.1％、机关团体35.0％、科教文卫36.4％；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超负荷工作者”按递增方式排列依次为机关团体6.8％、科教文卫13.9％、工业10.2％、交通运输业25.0％、商业饮食服务业32.8％、建筑业52.0％。不论是在建筑业还是其他行业部门工作，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基本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工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令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倍受损害，使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丰富自己的闲暇时间与闲暇活动。 2.闲暇活动单调乏味。虽然城市里的娱乐项目丰富，但民工们很少涉足。他们的业余生活是贫乏和单调的。青年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多以消遣娱乐型和闲呆型为主，社交型和提高型几乎没有。属于消遣娱乐型的活动有看电视或听广播、和家人朋友聊天、逛街，搓麻将、打牌下棋等；属于闲呆型的即休息、什么也不干。根据调查，在一周的时间里，农民工工作之余的闲暇活动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和家人或朋友长时间聊天(半小时以上)占68.7％、睡觉或什么也不干的占52.6％、打牌下棋或打麻将占46.0％、逛街或去公园占34.3％；而参加属于发展型活动的如去图书馆看书、去网吧上网、参加体育活动、唱歌跳舞等的分别只有7.7％、16.3％、5.3％和6.8％左右。 3.闲暇方式层次不高，庸俗化问题突出。青年农民工闲暇方式的文化层次不高。青年农民工对于自身相关的或者是消遣娱乐的信息比较关心，而对其他一些提高自身素质的科技教育、经济发展的信息的关注度却偏低。调查显示，他们与家人或朋友聊天主要谈论的内容排在前六位的是身边和周围发生的事(24.4％)、生活琐事(21.0％)、子女教育问题(17.8％)，闲谈、没有具体内容(16.0％)、经济商品信息(11.7％)、国家大事与政府政策措施(8.7％)；他们长年累月的重复着贫乏、单调的生活，加之又缺乏健康文化生活的引导，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闲暇生活呈庸俗化倾向。针对休息时打牌耍钱，诈金花或扳陀子的选项中，偶尔或者经常玩的高达63.3％，不玩的仅占36.7％。另外青年农民工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还得常常忍受性压抑的困扰，为此，有超过20％的农民工以看黄色录像、书刊或脱衣舞表演的方式来打发时间，有的为了满足生理需求选择找“小姐”发泄。 4.闲暇场所缺乏。现在，几乎所有城市公共生活空间都在不断拓宽，如林立在城市中的咖啡屋、酒吧、网吧、各种休闲会所、各种特色公园等，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这些大多是为城市居民准备和设置的，农民工无法享用，难以参与到城市中的文化生活中来。他们蜷缩在没有厕所、洗浴设施的低矮棚屋里，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排水管道都没有。他们生活在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几乎谈不上对城市休闲资源的占有与利用。 (二)青年农民工对闲暇生活的态度 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基本状态，决定了其由此产生的独特的问题化行为和心理特征。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边缘化”状态、“问题化”倾向，会引发许多严重的心理问题：孤独、自闭、精神失常、自杀、相互残杀、同性恋等，也会导致一部分农民工选择了与社会断裂的态度、行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借以获取生存的资源，这些态度或行为的表现形式通常有被动接受、消极反抗、暴力或犯罪②。 1.被动接受。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在心理上存在比较普遍的歧视心理和歧视行为。一方面他们担心农民工的到来会加剧城市就业市场的竞争，同他们抢夺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工的到来会影响市容和社会治安。于是一些城市居民以自己是城市人的身份自居，将农民工视为低他们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欺负、刁难、作弄农民工。尽管有些城市居民认为自己的言行并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农民工看来却有受歧视的感觉。面对当地人的歧视，很多农民工的反应是忍气吞声。这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心理在农民工中很普遍。但是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认命的态度，青年农民工却不甘于认命。因而尽管他们面对城市居民的误解甚至歧视，大多采取忍让的态度，但是他们心理落差较之第一代农民工会加大，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感，导致对政府、社会的对立情绪，激化社会矛盾。 2.消极反抗。青年农民工逐步地被边缘化导致他们陷入对自身身份认同混乱的境地，从而使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相背离。身份是与社会位置相一致的权利、责任和社会预期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身份认同的混乱”，就是指这几个方面的模糊，结果必然是无所适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区的身份则是处于这样一种“混乱”之中。青年农民工既无已经内化的符合城市社区行为规范的内在信条，又无城市提供给他们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组织，现有的城市管理政策亦未将他们纳入其中，造成了社会对他们在城市中的权利、责任和预期的混乱和含糊，不断地使这一群体对城市产生对立的情绪。③有的农民工采取偷偷摸摸破坏工具、机器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有的会采用装病溜号、偷懒、开小差的方式消极怠工；有的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辞职不干；有的穿着脏衣服故意往市民身上靠，来表现一种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失望。这些其实是作为城市边缘人的一种消极无言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