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02－0060－05 众多社会学研究指出，底层总是极力向上层社会攀爬。但在威利斯的《学习劳动》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运动。《学习劳动》是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一部探讨学生反学校文化，也就是学校亚文化的重要教育著作。威利斯采用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模式，展示了学校体制与学校学生之间的一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底层的学生却极力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甚至甘愿维持自己的从属地位，这为我们理解复杂的青年文化提供了一个案例。 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Hegemony，译为“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不再使用武力来强迫人民大众接受其统治，而是采取温和的文化策略，通过赢得大众的同意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葛兰西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而一方要赢得另一方同意，并不是很容易的，就有着双方的谈判，有谈判也就有让步或折中平衡的问题。正如葛兰西所说的，“毫无疑问，考虑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是获得领导权的前提，必须达成一定的折中平衡”[1]，也就是说当事双方都要作出一定的牺牲。葛兰西在谈到要成功组织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历史集团时说，这“就需要改变某些必须吸收的力量的政治方向。由于两种‘相近的’力量只能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或武力要么互相结成联盟，要么强行使一方服从另一方，方能接入新肌体，此处的问题是一方是否具有某种力量，使用这种力量是否‘富有成效’。如果两种力量的联合旨在击败第三方，诉诸于武力和胁迫(即使假定它们可行)不过是假设的手段；唯一具体的可能是妥协”[2]。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批判了那种单一视角看问题的方式，而是强调对立双方之间的对抗、斗争与谈判和协商，最终在双方相互退让中，达成一个协议性的结果。这一理论在《学习劳动》中具体体现为学生对学校体制的反抗，以及学校在这种反抗下的协商和退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反学校亚文化的特点及其运作特征。 二、“小伙子们”反抗之种种花招 威利斯把学校那些反抗学校文化的12岁左右的学生亲切地称之为“小伙子们”。那么，这些“小伙子们”是如何反抗学校文化的呢？首先，威利斯明确地指出，这些“小伙子们”的反抗“包含了一种明显的对权威所持有的普遍价值的颠覆。勤奋、听话、尊重——这些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给予解读。”而这种反抗“几乎是他们日常生活组织的仪式性的组成部分”[3]，也就是说，反抗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具体说来，反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学习劳动》的第2章，威利斯从7个方面全面展示了反学校文化的各种“要素”。简而言之，包括不好好上课而趴在桌子上睡大觉，或向窗外偷看，或无聊望着墙壁，总之“弥散着一种无目标的抵抗”。或者是联合起来捉弄老师，成功后用“V”字手势表示胜利。还有经常性的逃课——虽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反抗方式。在外出参观，如参观博物馆时，他们虽然被要求要老实，但趁老师不注意时，他们会溜出去抽烟。还有通过制造滑稽场面而“打破枯燥与担忧，克服艰难和存在的问题”，如在老师还未到教室之前告诉他副校长要找他，你不用上课了，而后又到二、三年级的教室里告诉那些学生说校长要过来看他们，他们可能有麻烦，由此而使这些学生们紧张起来等。另外就是打架斗殴，以展示男子汉的气概；追逐女性以显示自己的性能力，等等。 所有这些都展示了“小伙子们”对学校体制的反抗，而这些反抗和排斥也典型地集中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为他们所提供的消费品的挪用上，这与研究中心的青年亚文化是相通的，也与后来的费斯克的理论相通。具体说来，《学习劳动》主要阐述了这些“小伙子们”对资本主义所提供的三种消费品的挪用，这就是服装、香烟和酒精。对于服装，这些“小伙子们”通过穿着奇装异服，向学校的所谓的正常秩序和权威发出了挑战。作者指出，服装是他们选择出来作为“向权威斗争”的基础，“这是一种文化之间的流行的斗争形式之一。它最终会转变为一个关于作为一个机构的学校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另一方面，与服装样式相连的是性的吸引和性活动，而“这种双重的接合是反学校文化的特质”[4]。当然，这些“小伙子们”的服装(还有发型)，显然是受到了社会上的青年文化的影响。但作者也指出，社会上的商业性的青年文化被他们吸收过来，主要是为了自我的表达，从而缺少了这些商品最初的商业上的生产意义。 “小伙子们”把抽烟喝酒作为一种反抗形式，还有着其内在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成人价值观的认同和追求，他们把抽烟看作是“一种与成人价值和行为相联系的在学校面前的造反行为”[5]。最终他们追求成人的真正生活而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压制性的青春期”[6]。但不管怎么样，“小伙子们”通过利用体制所提供给他们的资源成功地抵制了体制对他们的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