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2)01－0009－06 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历史观认为，那些看似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历史浪潮的结果，它们只是海面，是只要一载入书籍就冻结和凝固的表面。而在历史表象的海平面之下，则是对历史承担具体责任的“小人物”们不断涌动的理想和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相当时期属于“英雄时代”，即重大政治决策只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之中，天下兴衰系一人之身，人们只能仰望远在头顶上的太阳。然而要顺利完成整个社会的根本性转型，最终则有赖于每个人的作为。真正能形成全社会认同和共同行动的时代往往是英雄隐退的时代，即那些创造惊天动地伟业的决策，凝聚着全体社会成员的智慧与参与。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青年始终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重要群体，青年自身的权利实现与发展诉求与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协调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邓公深邃的视野中，维护包括青年在内的普通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发展诉求，既是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合理性的基础，更是改革开放价值取向的标准。改革开放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安排，改变了过去将青年视为单向而被动地接受教育(或初始社会化)的“等待”的群体，青年在社会重大转型时期的权利诉求和发展诉求及其作为，是改革开放政策选择和走向的重要依据。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意味着要让包括青年在内的各个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有更加广泛的参与空间和稳定的政策体制保障。 一、“青年运动”与“青年发展” 青年是以年龄划分的社会类别，青年运动则是宏观社会叙述结构中社会角色的集体分类。“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自发走上街头，从而形成一代人自觉的集体行为取向。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则是社会动荡留给这一代人的痛苦记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彻底告别了“七八年再来一次”的社会政治运动运行模式，围绕“发展是硬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使“不争论”成为社会各阶层新的社会共识和利益平衡基点。在此社会背景下，大规模革命时期青年群体那种以鲜明符号特征，统一行动而与社会其他群体行为相识别的集体行为取向，已逐渐溶合于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常规运作模式之中，更多地成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平稳发展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构成指标之一(如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教育、就业、生育、养老等发展指数的基本预测与安排)。现在人们发现青年群体最明显的标志是MSN、QQ、微博，这些也成为这一代青年社会交往的主要渠道，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导致社会关系和角色期待的变化。调查显示，迄今5亿中国网民以青年为主，18—24岁年龄段的青年占中国网民的31.8％，18—35岁年龄段之间的网民人数超过了60％，而七成网民月收入不足两千，但是当前网络上弥漫的暴戾之气和动辄“不高兴”却仿佛与理性、包容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完全背道而驰。与以往可以用某一“运动”总结概括一般性群体行为不同，现实生活呈现的青年多元化发展状态，决定了探讨自1992年以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2012年的历史阶段中国青年发展状态，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其中我们固然可以梳理出“百万大学生村官”计划、“青年志愿者行动”、“5·12”大地震救援行动、“奥运精神”、“国庆大典”等重大事件对于青年成长以及青年参与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对诸如“孙志纲事件”、“超女现象”、“富士康用工制度”、“新生代农民工”、“杭州七十码”、“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南科大首届学生集体拒绝统一高考”以至“苹果教父”乔布斯对于中国青年的影响力等具有社会标志性的事件作用于青年的关系作出客观的评估，只有这样才能贴近20年中国青年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将上述各类现象(或问题)拼接起来，就会发现既可以从宏大叙述结构概括出诸如“志愿者精神”、“5·12”精神、“奥运精神”、“阅兵精神”、“世博精神”等具有导向性的总结，也可以从个体或群体的角度归纳出与“裸婚”、“房奴”、“蜗居”等词语含义有关的青年权利诉求和权利救济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呈现的特征和面临的困惑。我们无须由此而得出其是积极或消极的价值判断，而应当通过青年发展进而判断社会发展的走向，或者是根据社会发展状态而得出青年生存与发展状态的评估。 二、国家导向与青年运动 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应当具备两个要件，即方向性和结构性。科斯曾用组织成本原理解释了社会运动的原理。现在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可以解释为只是一次大规模的情绪宣泄活动，因其缺少清晰的组织构成和诉求表述，还不能称之为“运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著名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则是明确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方向，也正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方向规定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所以中国青年运动的组织构成也是中国革命组织构成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只有当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单独个人又不可能完成时，运动才能产生。然而保持运动的持续性存在和发展，又要解决组织结构问题，如果组织成本过高，其“运动”的属性则可能被降低。因此，“五四”运动至建立新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成为包括青年在内的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模性又很成功地解决了青年运动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成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整体组织动员性，即社会生活“运动化”模式，可以区分出诸如“学雷锋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等具有青年属性的特定运动分类，从而据此对于中国青年的群体特征作出相应的判断。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多的是存在于国家层面特定目标的行政动员和资源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的群体发展动态是否还可以用“运动”来概括则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青年群体发展状态依然是社会发展状态的组成部分，分析青年发展状态其实质是要得出对于社会状态的判断。 华东师范大学陈映芳教授对于中国青年运动起源的研究表明，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提出“青年”的角色意义，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从而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于是“高度角色化”成为在中国现实环境下评判中国青年运动的显著特征。“高度角色化”是指社会将青年顺应角色规范视为社会化最重要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内容。这是源于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存亡危机。近代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行建立，青年学生(即青年知识分子)作为青年的代表被社会寄予救国先锋的希望，其角色的神圣化成为全社会的集体期待。这一角色意义的固定化则沿袭为从“五四青年”、“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的“革命青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新一代”的惯性评价指标。陈映芳教授由此而指出，“青年”角色的承担者与社会处于互动的过程，如果青年成长与社会主流期待、国家导向一致，社会就会创造条件推动青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如果青年希望修改社会期待或与其不一致，社会对于青年则会产生深深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