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以来，有关各类精英能否继续保持对资源获取、支配的优势地位等论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对市场化改革中精英的经济利益是受损还是权力维续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精彩的理论辨析和实证研究(边燕杰等，2002)。然而，众多研究中很少有人用经验性的资料解释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生成和选拔机制。这种状况一直到魏昂德等(Walder,1995; Walder et al.,2000)提出精英分割理论之后才得到扭转。近些年，郑辉、李路路(2009)提出了一个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理论框架，他们将精英获得机制中的排他性和代际转化现象的分析推向了新的高度。本文沿着前人开创的精英生产秩序的思路继续探讨在转型期使个人走向拥有权力和技术位置的配置方式，揭示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精英努力将这种优势传递到下一代去的具体机制，从而明确精英阶层在市场转型中整体地位的变动状况。 一、精英地位获得的理论回顾 社会精英的选拔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话题，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就提出了精英循环与再生产的经典命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生产与选拔情况，研究者们分别持有技术官僚政治论与精英分割论②的两种主导论调。技术官僚政治理论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该论点认为，随着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理论方法在社会计划与生产管理上的作用日益显著。相应的，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官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则会更多的从科学家、工程师、金融学家等人员中选拔(Markham,1952; Burnham,1960; Pareto,1965)。具备更多知识和技术的人之所以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机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管理经验使然。久而久之这些人就变成了技术官僚，在政治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基于他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决策的专长。在理想的政治体系中，所有的政治管理人员都应该出自工程师或者企业高级管理者行列③，各类政治决策应该是基于专业技术而非小的利益集团或者派系的一己私利，当然也不能基于某些政治家的价值和喜好(Baylis,1974; Li,White,1988/1990)。技术官僚论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选拔机制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属于“后发型”，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他们不得不依靠本国的力量进行社会建设，而各类技术专家和管理精英也就受到了政治权力高层的青睐。不少学者在探讨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精英选拔情况时，都认为个人学历、技术在通向政治权力道路上具有重要的作用(Lee,1991; Li,White,1998)。 精英分割论则认为，个人的政治忠诚和大学文凭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选拔精英的两类标准。撒列尼(Szelenyi,1982)指出，后斯大林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是通过给予专业技术人员某些政治特权以获得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忠诚和支持，借此发展经济。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被邀请加入共产党，作为交换，这些技术人员在政治上要忠于共产党政权并在工作中报效国家。这就意味着党员精英和技术精英在东欧国家形成了政治上的同盟，“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因此，撒列尼坚称，在这些国家里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都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忠诚和高等教育的二元路径(Szelenyi,1983:158-160)。在这之后，魏昂德通过实证研究解决了精英二元论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其一，在二元体制中，政治忠诚与大学学历是如何组合的？其二，这样的组合是怎么影响着社会精英选拔的？魏昂德(Walder,1995)认为，大学教育在帮助人们成为管理精英的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专业技术职业而言，拥有大学文化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个人的党员身份始终是取得高级管理职位的必要条件，但它从来没有对人们成为技术精英有所帮助。而且，很少有技术精英转化成为管理精英，反之亦然。中国的职业流动机制是政治体制忠诚原则和现代职业流动能力原则的奇异组合。魏昂德等(Walder et al.,2000)沿着这个思路使用事件史模型分析后指出：在1949-1996年代的中国，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虽然十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与政治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同时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只是那些曾经被毛泽东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逐步得以恢复的一种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边燕杰、舒晓玲和罗根(2001)运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阐述了党员身份与中国变迁的关系。他们认为，1949年以来，政治审核始终是入党的必要过程。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党员身份与能否成为政治和管理精英密切相关。而且，学历逐步成为入党的显著预测变量。这表明，党不断吸纳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将其培养成具备专业能力又有政治忠诚的技术官僚精英。臧小伟(Zang,2001)的研究结论是1949-1966年间，政治忠诚是精英选拔的最主要因素，但在中国改革时期，政治领导人都是具有大学文凭的，教育和党龄是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中国的政治精英是又红又专的官员，二元精英论对中国现状的解释远大于技术官僚论的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