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以来,中国科协、中国科普研究所通过抽样问卷的方法做过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18-69岁的成年人)”(甘晓,2010),2007年安徽省进行了第一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唐蓉蓉,2009:88-90),安徽省芜湖市2008年进行了第二次“市民科学素养调查”(赵丹丹,2008)。这些调查为认识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成年公民的科学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对18岁以下(15—17岁)的青少年还未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素质调查,缺少这一人群的实际状况,了解并掌握这一人群科学素质发展现状显得非常必要。本研究正是对上述调查的一次综合分析。 一、研究方法、调查方法与有效样本的人口特征 (一)研究方法 我国已进行的各类科学素质调查基本上沿用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米勒教授1979年建立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同时根据我国近20年的调查经验,增加了一些更适合中国本土情况的试题。由于国内暂无专门调查青少年(18岁以下)科学素质的评估体系,本研究在吸纳了部分国内外通行的抽样调查问卷试题外,自行设计了适合我国青少年实际的评估体系,采用由青少年自我主观评价(此前国内所做的中学生或青少年科学素质调查基本为此类)和与青少年紧密相关人员的客观评价相结合的量化方式进行测定。 (二)调查方法 社会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为主,共调查了8个群体:青少年(中学生)(2007-2010),教育者(2008-2010),科技工作者、科技型中小企业家、教育科技人事管理部门领导、家长、研究生、大学生(2010),从八个视角来认识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培养。青少年、大学生的问卷调查采取同时整群测试、集中当场发放、当场填写、当场回收的方式。教育者、科技工作者、科技型中小企业家、教育科技人事管理部门领导、家长、研究生的调查问卷采取个别发放,同一时间段回收的方式。两种方式的调查均属结构性调查。个案访谈与座谈会采用半结构形式进行。 (三)有效样本的人口特征
二、结果与分析 (一)关于“科学素质”的表述 关于科学素质,理论界有多种表述。本研究选取两种常见的表述,由科技工作者、科技型中小企业家、教育科技人事管理部门领导、研究生、大学生等5种群体选择,52.75%的人选择了“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国务院,2006:34-36)。47.26%的人选择了“能够理解基本科学技术术语、基本观点和方法,能够读懂报纸和刊物上有关科学技术的报道和文章;运用科学信息和知识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科学意识、科学价值观和科学精神”(唐蓉蓉,2009:88-90)。两种选择的差异不太大。由此看来,科学素质如何表述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科学素质是人的一种综合性素质。 (二)青少年科学素质的发展现状 由不同群体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评价、青少年对科学精神与科学行为的自我评价、不同群体对青少年动手实践能力的评价、青少年对科学相关问题的态度、青少年对科学常识的了解程度、青少年对迷信与伪科学的态度等自行编制的量表来探测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发展现状。 1.不同群体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评价 青少年的自我评价。2007-2010年连续四年的调查可知,青少年认为科学素质“好”的比率,2010年最高,达30.11%,2008年最低,为25.34%,四年的总比率为27.84%;也就是有四分之一强的青少年认为自己的科学素质“好”;认为“一般化”的比率2007年最低,为40.03%,2008年最高,达61.74%,四年的总比率为54.51%,表明有一半以上的青少年觉得自己的科学素质“过得去”;认为“不好”的比率2007年最高,是2009年的2.81倍,影响了其四年的总比率(10.59%),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幅降低,总比率为10.59%;对自己的科学素质不了解,因此回答“不知道”的比率是2007年最高(11.53%),是2010年(4.65%)的2.48倍,四年的总比率为7.09%。比照安徽省2007年的调查“15-17岁的科学素质水平为3.3%”(唐蓉蓉,2009:88-90)的结果,青少年对自己的科学素质有较高的评价。 教育者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评价。教育者(中学老师)与青少年在很多方面有密切接触,他们的看法有一定的权威性。2008-2010年连续三年的调查表明,与青少年自身的评价不同的是,教育者认为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好”的总比率只有7.59%,比青少年此项的比率低20.25%,只是青少年的27.27%;认为“不好”的总比率是22.26%,大大高于青少年的此项比率(10.59%);认为“很差”的比率为4.05%;认为“一般化”的比率为66.11%,显然多数教育者对青少年科学素质的评价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