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32.7；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6-0062-06 住房，不仅是一种物理性空间，它更是重要的劳动力再生产要素之一，是容纳日常生活、保护人们生命的主要场域。因此，作出“居住选择”是任何一个“都市客”都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人们择居的过程中，“租房”与“购房”本应是两条并行线，尤其对于那些初入社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来说，租房居住可以说是他们的最优化选择，因为租房的灵活性、流动性等优势正好可以弥补青年在经济积累和生活稳定性上的不足。但事实上，在我国目前的居住语境中，“租房”与“购房”却不可同日而语，“租房”似乎是绝大多数年轻人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做出的无奈选择，租房成了都市青年“买不起房”后的适应性策略，这种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引发出诸多社会乱象。 “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得讨论以下问题变得必要：第一，租房这一居住选择是如何被青年建构起来的，它背后的行动逻辑是什么？第二，租房青年的居住现状及居住体验到底怎么样？第三，他们的居住观念和接下来的居住规划是什么？唯有当我们把这些微观和中观的问题了解清楚以后，才能在宏观层面上把握“租房青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和政策关照”这一问题。同时，这一研究探索是迫切的，因为城市青年的居住生活问题，时下已经成为超越经济范畴、上升至民生领域的政治问题之一了。 一、研究概述 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在上海租房的、年龄介于18～35周岁之间的青年，其中既包括原住青年又包括外地来沪青年。外地来沪青年按照社会流动途径、职业身份等的不同，又可以简单地分为进城务工青年和高学历新移民。关于进城务工青年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因此，我们把研究重点锁定在“高学历新移民”上，并将“高学历新移民”界定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来自外地、且在上海长期工作居住的新移民群体，既包括新上海人，也涵盖持居住证的青年”[1]。准确地说，本次研究对象是在上海租房的、年龄处于18～35周岁之间的原住青年和高学历新移民青年。 本次调查结合非介入性研究和定量、定性研究等多种方式，并注重对一手和二手资料的收集工作。在阅读了全国及上海市的租房市场管理措施、住房保障政策和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运用政策分析方法，从空间-社会角度分析了城市政府对租房青年进行的制度性支持。在保证样本的异质性和代表性前提下，通过滚雪球方式选取了14个访谈对象进行个案研究，其中女性4人，男性10人；独租1人、合租10人、群租3人，其学历均在本科或者本科以上。 其后，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并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式进行了抽样调查：在综合考虑总人口、青少年人口数量等因素下，首先抽取6个单位(4个区县、2个青工系统单位)作为一级样本，随后在一级样本中抽取二级样本，最后在二级样本中选取目前正在租房的个体作为最终的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回收236份，有效回收率为78.6%。 被调查者中男性139人，占总体的60.7%；女性90人，占总体的39.3%。被访者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5岁，平均年龄为26.58岁。从户籍身份来看，原住居民比例26%，新移民比例47%(其中，新上海人20.9%、持居住证26.1%)，持外省市户口者比例为27%，基本贴近学界对租房市场群体构成的判断。从学历结构来看，绝大多数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65.6%)，大专为23.9%，而大专以下学历者所占比例非常小，约占10%左右，符合我们希望对高学历青年群体进行调研的预期。 二、租房青年的居住现状 (一)租房获得方式的个体性 上海青年在获取住房时，近七成是通过个体化方式来满足租住需求的，其中，通过房屋中介等租赁私房的占总体的58.2%，借住亲戚或朋友的房子的比例为7.1%。而通过单位宿舍(24.9%)、公共租赁房(5.3%)等“集体消费品”方式获取租房房源的仅为三成左右。 当把受访者所在单位性质与租房来源做交叉分析后就会发现(见表1)，能租住在单位宿舍中的青年几乎都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青年，而对于绝大多数体制外青年而言，是通过市场化途径或依靠亲友支持网络来解决租房问题的，私人出借的商品房和公租房是他们的首选。
这从房源的信息来源构成上也能得到印证：青年在寻找租房时，大部分是通过房屋中介(比例为49%)以及搜房、安居客等门户网站(比例为34.5%)，很少有人借助于组织化途径。这说明，上海青年、特别是体制外青年的租房行为，从获取居住空间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个体性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单位宿舍、公租房等集体消费品缺失，社会没有为更广大青年的居住福利托底，从而导致了青年解决居住问题时的碎片化；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构成了青年人在居住方面具有自决力和自主性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