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转型与政治环境改变，以及全球化、现代性与网络技术等的推动，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有了新变化。青年政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政治参与能力的不断增强，不仅为青年政治参与提供了微观社会基础，亦使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不但给青年发展带来了影响，也给共青团工作以及社会管理工作等带来了挑战。正如陆昊提出，共青团面临的挑战从本质上看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转变；二是青年的政治意识表达方式发生了新变化；青年在常态下政治意识淡化，但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会有集中表达；三是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对青年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交流方式和聚集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那么，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新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何基本特征，又应该如何应对？本文拟就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变化的具体表现 青年政治意识表达作为青年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它受整体社会发展环境、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以及国内外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近些年来，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具体表现在： 1.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意识淡化明显 政治意识是政治社会生活中比较稳定的观念形态，是政治主体对于社会与国家政治制度、政治集团相互关系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路线、价值观念以及行为理念等的认知，是政治制度、政治发展与政治行为的基础，其规范和指导着一个人的政治行为。自“文革”结束后，摆脱了全能主义治理模式的中国社会步入到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和任务的基本轨道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非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而非政治挂帅，日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常态。因之，日常生活去政治化趋向日渐明显，整个社会步入常态运行。革命政治氛围日渐褪色后，共产党人开始探讨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开始思索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下的执政党向市场经济下的执政党转变，开始思考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开始探索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与此相关的是，在后全能主义时代下，本对政治最敏感的青年群体，尽管其教育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国家整体政治发展不断改观，但其对政治的关注热情却反而下降。尤其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号角吹响全国之后，青年的关注点逐渐从政治生活转移到经济利益上来，市场主义逻辑而非阶级斗争传统日渐占据青年日常生活的主流。一切向钱看，以钱论成败，以金论英雄，日趋司空见惯。正是在市场主义逻辑等的冲击下，青年政治意识有所淡化。 青年政治意识的淡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宏观政治性话题的兴趣下降。以农村青年为例，有调查显示：“当前农村青年主要是靠电视、网络和报纸杂志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只有35.1%的农村青年对于国家大事、领导人活动、时事热点等政治性话题感兴趣；37.8%的青年表示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所以平常不怎么关心……27%的青年则表示平时不太和别人谈论政治，但有时会在心里思考”[1]。二是对自身政治权利的认知下降。现实生活中，很多青年往往对自己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和理应承担的政治义务不够清楚，当他们遭遇侵害时，要么采取极端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要么甘当政治冷漠者，对应有的政治权利不予重视。以我们曾经调查过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因受特定身份与社会位置的影响，他们既无法回到农村社区去实现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无法在务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权利与诉求，常常成为政治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成为政治边缘人、政治冷漠者，这与他们既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无法真正回归乡村，以致陷入“在扎根与归根之间”[2]的社会融入困境不无关联。也因此，在乡村社区换届选举中，新生代农民工常常缺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参与者。 2.焦点事件中的政治意识表达“爆炸” 在西方政治学界中，学者们常常将政治参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认为政治参与程度高低与政治文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率关系。其实，政治参与对于政治文明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过高的政治参与也可能会导致“参与爆炸”[3]。以当下中国青年来说，尽管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意识淡化明显，然而在焦点事件中的政治意识集中化、极端化表达同样比较常见，这已成为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变化的主要表征。 重大或焦点性事件中青年政治意识表达集中或者极端化，近些年尤为突出。按照发达国家发展的基本经验以及国际上的通例，国民收入在2000-3000美元时是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最好时期，同时亦是矛盾多发期。劳资关系冲突、土地征收纠纷以及司法腐败等等，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多发地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1993年到2003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由每年的1万起，增加到每年6万起，参与人数由37万人增加到307万人[4]。2006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余起；而2007年则猛增至8万余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更是规模升级，数量增加，比较典型的如贵州瓮安“6·28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等；2009年，群体性事件继续呈现数量增多趋势[5][6]。青年作为政治意识容易松动的群体，其政治认知与政治态度不够稳定，在重大事件中难免被不法分子所煽动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