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 社会运动是在对现代国家产生的反应中出现的，互动、冲突和集体身份应是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1]。在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和政党、利益集团一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们从外部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伴随着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被称为新社会运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运动的目标更多地表达社会的普遍关注，如环保、和平、公共健康等；其次，新社会运动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再次，其组织方式是非正式的，松散而灵活，由非政府组织(NGO)积极发挥作用；最后，新社会运动高度依赖现代大众媒介，常常通过社会营销、借助于媒体诉求和形象建构来争取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为新政策的推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新社会运动的“新”，主要新在理念、阶级基础、参与动机、组织结构和运动风格等方面[2]。 新社会运动自兴起以来，不同的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状况，即使同一运动在不同国家的命运也迥然不同。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依据理论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种理论模式[3]：(1)现代化的矛盾理论提出，从宏观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是现代性危机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对体制规则所产生的激进的“生活空间殖民化”危机的体验，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明危机，一些社会群体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特别敏感，并以诉诸抗议来表达他们对被政治体制阻碍的新的利益要求[4]。(2)后物质主义理论提出，从微观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公众向“后物质主义”和“自我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导致了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后物质主义理论把个人当作分析的单位，强调个人政治自由、政治经济民主、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情怀，追求自尊、自我实现和对生活质量的关心[5]。(3)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从微观和中观层次来看，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专业运动组织起着关键作用。关注个人动机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组织的动员转变为参与行为，新社会运动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为何一些新社会运动类型会成功而另一些却受挫等问题[6]。(4)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提出，社会运动由它们所嵌入的特定国家的一系列政治机会和限制条件所规定。其中，“政治机会”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制度化政治体系相应的开放和封闭，政党联盟的稳定和不稳定，精英联盟的存在和缺失，国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7]。 结合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社会怨恨理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新社会运动，无论运动的形式有多大的差别，都不可否认，新社会运动的产生绝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多种诱因叠加的结果，包括：社会控制能力下降，有效的社会动员，诱发性事体的出现，“概化信息”的产生、社会结构性怨恨和被剥夺感，以及结构性诱因等。 二、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新社会运动 (一)新媒体助推新社会运动 近年来，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剧变，到欧洲大陆的野蛮骚乱，再到美国本土的文雅抗议，从最初被媒体人普遍忽视的“个体小事件”到影响全球的“政治大震荡”，我们都能看到新媒体在其中所发挥的“推手”功能。微博兼容社交网站的特点，使新媒体集纳了web 2.0网络交流工具的诸多特征，实现了手机与互联网应用的无缝连接，即时性使网络事件信息的发布速度超快，“核裂变”式特点使舆情形成超强扩散，“去中心化”的特点使舆论走向难以调控，西方势力的渗透使话语权争夺更加激烈，以至于摩尔多瓦、伊朗和洪都拉斯等国的骚乱被西方媒体戏称为“Twitter革命”。法国总统萨科齐、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等政府高层均强调了网络在反政府活动中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以阿拉伯世界为例：(1)网络加快了阿拉伯各地抗议和冲突情况的迅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抗议活动的蔓延，不但能第一时间传播各地运动的信息，而且图文并茂，极具感染力。“卫星天线和互联网使穆斯林与世界联系起来，让穆斯林看到了格鲁吉亚、乌克兰、突尼斯以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促进了示威活动散播。”[8](2)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结合，在消息传播过程中全民皆记者，减弱了政府原本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在动乱之初，主流媒体可以对布瓦吉吉自焚事件进行选择性报道，却阻挡不了相关新闻在新媒体上的传播，而“维基揭秘”对阿里家庭腐败问题的披露更是传统媒体无法做到的。(3)新媒体的社会网络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剧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倡议和联系功能，不少抗议者都是利用网络互通消息，鼓励民众上街。以突尼斯为例，在阿里出走的前后两天，突尼斯民众在推特上的帖子数急增，反映出民众通过新媒体对局势的关注。在埃及，民众还通过网络约定2011年1月25日为“愤怒日”，吸引了27.5万人的关注。 综合来看，新媒体能加剧新社会运动的发生，与网络传播的结点和网民的心理相关，呈现出以下规律：(1)“六度空间”作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提出的“六度空间”理论认为，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社交网站的特点让用户间可以相互跟随，每个用户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源，并且根据“被关注”的数量形成或大或小的信息传播圈。网络事件信息传播如同认识一个陌生人一样，通过几次转发环节就会传遍多个信息圈子。(2)“三人成虎”效应。网络基于“用户生产内容”，更加自主、简单、即时的传播成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绝佳平台，往往能将谣言或不当言论迅速扩散放大，让人信以为真。(3)少数精英操控。媒体监测和分析公司Sysomos对1.1亿用户展开的调查显示，推特(Twitter)上86%的行为由10%的用户所发起。知名人士微博往往被数十万人关注，属于具有意见领袖性质的大数量级用户，号召力明显，甚至“一呼百万应”。(4)群体极化倾向。微博传播的快速、便捷的聚集功能，容易将个性化、情绪化表达集中放大，特别是非理性情绪极易扩散、发酵，群组讨论中网民容易从众，形成“群体极化”[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