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铸成这样的一个事实：讲当代物理学，不可不讲爱因斯坦。 其实，生活中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正直的人、伟大的和平主义战士。 光明磊落的反战勇士、和平主义者 爱因斯坦出生于1879年，他亲眼目睹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痛苦，因此，他对战争深恶痛绝。他始终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当代重要的问题，对此他投入了很大精力。他说：“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个重大政治事件，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会“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爱因斯坦第一次公开表示对战争的态度，当属1914年签署的一个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声明。列宁曾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当时，各国的科学家纷纷为各自的“祖国”效忠。1914年8月， 德国文化界在帝国主义分子操纵下，于当年10月初发表了一个为德国侵略行为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有93个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牧师等在上面签了字。爱因斯坦同其他几位爱好和平的科学家一起，签署了一个《告欧洲人书》，这一宣言针锋相对地公开站出来反对战争。他呼吁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德国的反战活动。 1933年是爱因斯坦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纳粹篡夺政权后，对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反战和信仰和平的人，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幸而当时他在国外讲学，未遭毒手。残酷的现实，使一向讲人道主义，鼓吹绝对和平主义，反对战争和暴力的爱因斯坦，完全改变了立场。他给在比利时的法国反战人士纳翁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新观点：“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在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劳。”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系列谴责纳粹暴行的言论。1933年3 月10日，他在美国西部帕萨迪纳向来访的记者发表声明，毅然宣布与德国脱离关系。爱因斯坦的反战行为，激怒了德国的纳粹特务，他们一直想谋杀爱因斯坦。1933年9月9日，他为躲避德国特务的谋杀，转移到英国。当时，他的挚友冯·劳厄很为他担心，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还是明哲保身为好，免得惨遭不测。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沙、伏尔泰和洪堡也都这样想，这样行事，那末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他愤然辞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职务，他在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信中称：“你们又说，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事，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曾给爱因斯坦带来新的幻想，他曾设想，反法西斯同盟会万古长青，从此不会再有战争。但是，出乎他预料的是，美国在战争结束前竟悍然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以牺牲20余万和平居民的生命作为其称霸世界的讹诈手段，这给爱因斯坦以沉重的打击。他感到无限痛苦，因此战争刚刚结束3个月， 他就愤然抨击道，“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还没有。”他在1951年给E ·拉比诺维奇的信中指出：“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政策，同俄国相比，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更加严重的障碍。”1953年，在给一位受到美国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侦讯的教师的信中，他激昂慷慨地呼吁：“每一个受到委员会传讯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准备经济破产，总之，他必须为他的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他的个人幸福。”“否则，我国知识分子所得到的，决不会比那种为他们准备着的奴役好多少。”后来，这封信在报上发表，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它成为美国正直知识分子反对法西斯奴役、保卫民主权利的战斗号角。 科学家的良知与责任 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直关心科学与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他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萦怀于心的最大希望是让科学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他曾向那些有志于科学技术研究的青年指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1930年，爱因斯坦发表《我的世界观》一文，这是他在人生观方面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爱因斯坦科学观的集中体现。他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照亮我的道路的，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他始终把“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他反对偶像崇拜和阿谀奉承，对他自己被人作为崇拜的偶像而感到十分不安。他认为，“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人们过分地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 1930年，他在给英国的反战团体“不再打仗运动”复信时，专门就科学与战争发表看法说：“你们问我对于科学和战争的关系有什么感想。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