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似乎存在一种固有的驱动力，它驱使着人类去探寻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好方法，并且努力去实现(Fagerberg 2005)[1]。如果没有这种驱动力，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将会截然不同。这种驱动力就是——创新。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创新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直到《经济发展理论》(Schumpeter 1911)、《工业创新经济学》(Freeman 1974)、《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 and Winter 1982)等相继出版，才逐渐唤起人们对创新现象的持续关注。如今，“创新”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演变为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用语，真可谓“人人皆言创新”。而波谲云诡的金融危机、方兴未艾的新兴产业以及创新型国家的宏伟战略，更是将创新推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当前的创新理论是否足以支撑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实践呢？ 《牛津创新手册》将创新研究的现状形象地喻为“盲人摸象”。从已有成果看，分别有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等对创新进行了集中研究[2]，其成果也相应地打上了各自学科的烙印，但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包容创新的全部内涵。于是，创新似乎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使人感到既不能怀疑创新的重要，又难于准确把握。许多领域的创新实践仍然难以寻求相应的创新理论作为指导，对不同类型的创新学科难以找到确定的边界。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系统的创新学体系尚未形成。 2005年，《牛津创新手册》汇聚全球著名学者，首次尝试“将不同学科联合在一起进行建设性对话”。但是，由于缺乏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加以组织，理论体系没有实现有效的集成性整合。并且，国外创新研究的主流学者多为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地理学家等，基于哲学视角的创新研究相对成为薄弱环节而被忽视。2009年，Fagerberg和Verspagen在分析1979-2006年间发表于《科研政策》(Research Policy)上的文章后指出：当前的学术组织和制度不足以支持创新研究领域内知识的积累性演化，这在过去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但是随着创新研究的持续发展(多元化)，这些要素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制度和组织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科体系的不健全造成的。 鉴于此，本文将系统回顾创新学的历史演化过程，基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初步构建一个融合多学科视角的创新学体系，努力为创新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个综合的、具有一致性分析的框架。 2 创新学的历史演化 2.1 萌芽期(20世纪20～50年代)：创新经济学初露端倪 创新理论的产生和创新经济学的发端，突出地以熊彼特的三部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1911)、《商业周期》(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3)为标志。尽管斯密(1766)[3]早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论述了“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问题，马克思(1867)[4]在《资本论》中将技术放在资本品的核心地位。但是，他们都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只有熊彼特以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框架，研究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被认为是当代创新理论的开山鼻祖。1911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率先提出创新的基本概念和思想，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认为没有创新的经济会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之中，创新则有助于打破这种均衡、推动经济发展。随后，熊彼特又分别出版《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两部创新理论的奠基之作，对创新理论进一步阐述并加以补充完善。由于熊彼特主要论证了创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而对创新过程本身这个“黑匣子”(后来为其他学科领域广泛讨论)里所发生的一切没有谈及。因此，这一时期是创新经济学的雏形期。 2.2 成长期(20世纪60～90年代)：创新研究视角多元化 自熊彼特之后，创新理论开始朝着多学科领域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基于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的理论成果。创新哲学有其特殊性，它是在创新经济学和创新管理学发展较为成熟之时产生的，突出表现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因此与严格意义上的年代划分有所差异。但是，工程技术哲学(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产生较早，代表人物有卡普、恩格梅尔、德绍尔、巴卡等，他们重点研究了技术发明，但忽略了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夏保华，陈昌曙2001)[5]；Corbett(1959)[6]在《心智：心理学和哲学季评》中，论述了创新与哲学的辩证关系；Savransky(2000)[7]通过在前苏联海军专利部长达50多年的保密研究，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系统论思想阐释了TRIZ理论及其应用；陈昌曙(2001[8]，2002[9])讨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意义，强调了技术哲学的学科特色和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李兆友(1997[10]，1999[11]，2003[12])着重分析了技术创新主体问题，对技术创新的本质与特征、技术创新的条件、技术创新的历史性、技术创新的价值观等做了哲学反思；远德玉(2002)[13]辩证性地思考了科学创造精神和技术创新精神的关系；夏保华(2006)[14]对技术创新的本质进行了讨论，认为技术创新既是社会文化实践的积累，又是社会文化实践的创新。美国“技术与哲学学会”会刊《Techne》1995年创刊，英国技术哲学刊物《Ends and Means》1996年创刊，它们都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中国技术哲学学会1985年成立，旨在鼓励、支持和推动技术的哲学思考，并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此外，有关技术哲学的网站和新闻条目亦逐渐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