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基础研究是获得自然界普遍知识的科学研究活动，以独创性作为自己的根本特征。虽然基础研究不一定很快地显示出其商业性或实用性品质，但它是应用研究、实验室发展研究不断进步的最深层根源，是一个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不断跃升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探讨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历史演变、探询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活动的演化规律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初创与曲折发展期(1949-1985年)：行政指令性的“大科学式”资助模式 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是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初创期。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按照前苏联科研模式建立起以实用化为导向、以大科学项目作为资助对象的计划式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1.1 阶段1：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制的初步建立：1949-1966年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初步完成。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活动具有明显的前苏联模式影子，并以实用化原则为导向形成了以资助“大科学”基础研究项目的资助格局。 (1)前苏联模式的中国化——前苏联影响下的中国科研体系。建国初期，借鉴前苏联模式，我国形成了以行政力量作为绝对控制力来安排全国科研力量的基础研究发展格局，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行政化、单一化、计划化特征。我国初步建立了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教育部及其它各部委组成的科研管理系统，特别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计委等部门，通过与中国科学院的沟通与协调，来制定我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包括基础研究政策、具体项目的安排等)与基础研究经费的调拨。 (2)“以任务带学科”原则下基础理论研究的灰色时代。建国初期，国家对技术研究给予充分关注。1956年，周总理确定了“以任务带学科”的总体科研原则，对能够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效益明显的技术研究给予充分重视。“建国后一段时期，从政策的角度讲，国家注重对技术科学发展的投资……国家对技术科学发展的政策倾斜，促进了我国工程技术科学的发展。”[1]即使是具有基础性特点的研究，也是具有应用性的基础研究，如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57项任务，在其所选出12个重点科学中，大都与国家经济及军事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倾向。 (3)大科学项目式的基础研究组织模式。从基础研究资助对象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主要是以大科学形式出现的科研项目。且这种大科学组织模式具有更强的行政指令性特征，无论是其目的的确定、还是资源的调配、人力的安排都是通过国家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来实施的；从科研方向看，这一时期的基础研究具有明显的军事应用性特征，限于我国当时的国际环境及国内政治环境，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基础研究大都具有军事应用特征，如两弹一星计划。同时亦有一些前沿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如牛胰岛素项目，但仍具有明显国家意志(“‘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不切实际的口号”[2])。 (4)建国初期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的体系构成(如图1所示)。从资助机构层面讲，政府是唯一的基础研究资助机构。主要的基础研究资助机构包括：中国财政部(及地方分支)；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地方分支)；中国计划委员会(及地方分支)；中国教育部(及地方分支)以及其它部委。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是专门领导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职能机构。 从执行机构层面讲，我国当时基础研究的主要执行主体是中国科学院(及地方分支)、各部委的研究机构、高校。其中，中国科学院是基础研究的最主要执行机构，“可以说，新中国的每一项重大科技成果，都包含着中国科学院直接或间接付出的辛勤劳动”[3]；高校亦承担着一定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但是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较少参与一些具体的基础研究工作；另外，各部委的科研机构也进行着一些与本部门相关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 从经费资助方式层面讲，我国主要采用事业费的拨款模式和专项经费资助模式，运用行政管理模式统一由国家调配，同时亦有一些奖励性资助模式(如中科院于1955年设立“自然科学奖”)。
图1 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结构 1.2 阶段2：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断裂：“文革”动乱及对我国基础研究资助系统的破坏(1966-1976年) “文革”时期，我国科学研究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学校及科学院的活动大部分停止；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受到迫害；正常的科研管理渠道堵塞。在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队伍受到严重摧残，除了一些与国防紧密相关的科研项目受到保护以外，大量的科研活动被扰乱。十年动乱，使我国基础研究的学科结构与分布、研究队伍的培养、科研组织与管理结构都受到极大冲击。 1.3 阶段3：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恢复与尝试性变革：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恢复与发展期(1976-1986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开始恢复遭到破坏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力量不断恢复与发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通过《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度重视全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恢复与发展。在《纲要》中的“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中”，专设了一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显示了国家对于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视。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在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上都有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