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界定的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是一个西方主题，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解读大多依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的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视角的理解，主要作者有伯顿·克拉克、亨利·埃兹科维茨、埃里克·古尔德等。相比于早期创业教育文献，1980年以来的创业型大学文献呈现出三种特点：第一，把创业而不是创造作为核心概念；概念的转换带来了更为广泛的议题，如凸显了创业与创业教育、创业科学与科学创业的关系以及学术创业的重要性。第二，创业型大学管理之类的新问题导致大学发生了组织范式的转变。第三，从重视早期的创业型大学战略转向了重视学术创业，并引入研究。 1 创业型大学在学术语境中的定位 创业型大学自出现以来，就以其不同于传统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模式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MIT等研究型大学表现出创业型大学的特征，到一些以公司方式进行创业尝试的大学的出现，甚至于高等教育集团在股票市场上的上市等等，都展现了西方高等教育领域近几十年的新现象。 对于创业的研究，历史非常悠久。早在18世纪早期，法语“entrepreneur”(企业家)第一次被用来描述“中间人”[1]，18世纪著名济学家理查德·坎蒂伦用“企业家”这个词来指称在寻求机遇的过程中扮演积极承担风险的中间人，但这些“企业家”本身并不支付寻求创业机遇的资金，这与创业的现代含义相去甚远，但价值的创造这一功能已包含于其中。熊彼特在20世纪中期拓展了创业的概念。他提出，创业不仅仅是一个中间人，创业应该包括创新，或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2]——更好的产品、工序、观念和企业，来替代现存的产品、工序、观念和企业。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含义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进入到新阶段后的创业特征，也进一步突出了创新在创业中的重要作用。 创业理论最先为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学术边缘位置的弱势高等教育机构所接受。这些无法获得优势地位、不被人们所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对创业精神与创业行动的认可，成功的概率相对来说要高得多。在知识经济的语境下，随着专利权和知识产权与金钱之间的交换日趋合法与合理，拥有尖端科学知识与知识产权的大学在社会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机构在经费短缺的大背景下，集体表现出对创业精神的热情，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1996年美国的菲尼克斯教育集团成功上市之后，已无人怀疑大学可以公司的方式生存与发展。美国学者乔治·里茨尔观察美国社会生活时认为美国的大学正越来越趋向于“麦当劳化”。创业可以成为审视大学功能的新视角，创业精神成为大学所需要的精神文化组成部分，创业活动成为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之外的第四项功能。“近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撰文指出，随着国界的开放，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突破教书育人的同时，成了国力竞争的工具”[3]。当大学活动的核心因素——知识，在现代社会中产生如此巨大的经济价值，创业精神在“象牙塔”之中与传统学术价值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学术的创业精神(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现象。“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转变，社会将更加热衷于将基于大学的研究商业化。大学将可以从商业化的研究中学到许多经验，当然，现有大学体系中的许多因素可能会阻止这种‘学术的创业精神’，但是，至少在将学术知识商业化的过程中，学术的创业精神是一条通道，一条将大学的研究转化成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通道，大学的文化也将变得更加复杂”[4]。 2 五个基本问题 创业大学研究领域在日益成为西方研究的热点问题的情况下，有两点需要纳入考虑：第一，围绕“创业”与“大学”争论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第二，如何界定创业型大学研究？自创业型大学研究产生以来，该领域内的争论基本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以下五个问题产生：(1)创业型大学的理念；(2)创业型大学的要素构成是什么；(3)创业型大学的三螺旋；(4)创业型大学的价值冲突；(5)创业型大学的生存途径与运营方式。 问题之一，创业型大学的理念。 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是一种全新的、集成的大学理念和实践模式。亨利·埃兹科维茨指出，“出现中的创业型大学接近培根式的所罗门神殿的理想，即为社会服务的、多目的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大学作为进行这种研究的重要地点，正被引向与公司和政府的更加密切的关系”[5]。“开展创业教育的大学”与“创业型大学”是不一样的。那些仅从事专业教育、创业教育或者与企业界有某些联系的大学并不是“创业型大学”，尽管他们开发了相应的课程，也向学生教授关于创业的知识，但他们不能提供真正的商业技能，也不关注学生情感、智力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创业型大学所要做的，是让学生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学习，提高创业能力；通过训练学生创业思维来培养创业精神。它更关注学生学什么、怎样学、谁来教、怎样教、用什么方法教等问题[6]。亨利·埃兹科维茨于1995年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概念：“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及其组成人员对从知识中收获资金的兴趣日益增强，这种兴趣和愿望又加速模糊了学术机构与公司的界限……”[5] 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的理念是培养学术资本主义和创业文化、鼓励终身教育、将知识转化应用于实践”[7]。欧洲背景下创业型大学积极寻找摆脱政府严格管制，在市场中寻找机会，大学正朝向财富创造的职能发展，扮演着教学、研究及创新相混合的多样化角色，这使得大学在知识创造过程中逐渐朝向跨学科及跨机构发展。大学正通过使用认知与制度化环境而改变其传统的探索知识活动的角色，即由“科学—政府环境”(或基础科学环境)转向“科学—经济环境”，原先制度化的边界变得模糊并被网络连接所取代，甚至大学对于知识产权管理及技术转移能力的内化需求将越来越强烈[8]。 问题之二，创业型大学的要素。 “大学里哪些组织要素聚合到一起构成了创业型大学的适应性极强的特质？这些构成适应性极强的特质的要素是怎么得到发展的？大学又是如何保持这种适应性极强特质的发展的”[9]？亨利·埃兹科维茨认为，新兴的创业型大学的主要因素有如下5个：(1)拥有研究团队；(2)建立有商业潜力的研究基础；(3)将研究作为知识产权转移出大学的组织机制；(4)在大学里组建公司的能力；(5)学术要素和商业要素整合成新的组织模式，如大学—工业研究中心。前两个要素己然存在于研究型大学的模式之中，第三个要素是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学术模式转变中的一部分，而第四和第五个要素则是创业型大学的特征。每一次连续的组织创新都和大学设立战略方向的能力的提高不可分割。克拉克从大量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学对多样、复杂的社会需求所做出的“创业型反应”，并归纳抽象出5个大学变革的五个要素，即：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强与外界联系、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强有力的学术核心、创业型的校园文化[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