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持以资源为基础(based on resource)的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行为的实质是获得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和控制的资源。掌握那些有价值的、稀有的、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资源，是企业获取和保持卓越绩效的重要保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环境稳定且可预期的情况下，控制那些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property-based resource)，如发明、专利以及专用性合用等，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包括销售收入、营业利润和市场占有率)；在环境动荡且不确定的情况下，使用那些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knowledge-based resource)，如员工的技能诀窍、企业内外部的知识网络等，也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1]。然而，能够控制和使用这些资源并不意味企业就能实现其竞争优势的巩固和财务绩效的提升。Christensen[2]及其团队进行的多案例研究表明，资源丰富的大型企业不仅拥有强大的财务和经营杠杆，还具有进行创新和推出新产品的必要经验，但是它们在开发和商业化那些最初只吸引小型或新兴市场而不满足主流客户需求的新产品时，也往往遭遇失败。由此可见，获取和掌握特有资源，特别是作为企业知识创新基础的知识资产，是企业实现商业成功和构建竞争优势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新产品或新服务并实现在市场上出售或使用的创新活动，更是获得商业成功的关键。成功构建或巩固竞争优势，不仅需要足够强大的知识资产，而且需要在特定情境下将它们用于合适的创新活动中。 一些学者对知识资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Leonard-Barton[3]认为，企业过度专注于既有技术专长的发展，容易导致核心能力刚性，从而影响企业新一轮的主流创新。Christensen[4]提出了RPV(资源—程序—价值观)分析框架，说明企业既有的组织程序和价值观会影响其资源分配分享，不利于市场不确定的新产品创新。Díaz-Díaz等[5]以西班牙1267家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技术知识资产(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sset，TKA)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技术知识资产(专利除外)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的负面影响，但是通过创新，它们对企业绩效具有间接的正面影响。由于知识资产、知识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在概念界定上有交叉，因此许多研究集中探讨了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如：Bontis[6-7]、Cabrita和Bontis[8]等在验证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时，明确指出知识资本对企业产品创新及绩效都具有间接或直接的正向作用；Chaminade和Roberts[9]、周小虎和陈传明[10]、成良斌[11]等通过定性研究普遍认可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及其绩效的促进作用；Landry[12]、王霄和胡军[13]、韦影[14]等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论证这种观点。 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既有知识资产对企业创新发展的贡献，但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是这些研究并未将企业既有知识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可比较性，而既有知识资产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不同类型的知识资产在推进企业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往往发挥着不同的功用；二是这些研究只是笼统地说明了某种既有知识资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促进(阻碍)作用，并未具体说明其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的影响，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模棱两可；三是这些研究未提及环境变化因素、企业主观能动性对既有知识资产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四是尽管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具有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能够反映知识资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资产也有着相同的影响机制，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验证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本文按照以下逻辑展开研究：首先，根据知识对生成载体依附程度的差异，对企业既有知识资产进行分类；其次，分析不同类型的既有知识资产对企业持续性创新(sustaining innovation)和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影响；最后，讨论外部环境特性和企业吸收能力对既有知识资产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 2 知识资产的概念和类型 企业要想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拥有足够丰富的资源开展各种独一无二的创新，并将其导入市场。这些资源包括与研发活动相关的发明专利、员工技术诀窍以及各种研发合作关系，与产品加工制造活动相关的企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推广活动相关的分销渠道、客户关系、供应商关系以及互补性产品，还包括决定资源利用方向和影响资源利用效率的组织程序和价值观。其中，当那些不具有独立实物形态且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知识资源，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支持特定的组织业务流程活动和价值创造及目标实现，并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时，它们就变成了企业的知识资产。按照知识的专用性程度，知识资产可分为组织专有知识资产、组织专用知识资产以组织外部公共知识资产[15]。按照资产的使用状态，知识资产可分为投入到生产运营中的知识资产(即知识资本)和未投入生产运营中的知识资产[16]。知识资本作为知识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17][18]。这些分类拓展和界定了知识资产的内容和范围，但却未能清晰地描述知识资产的流动性和存在形式的相对独立性。 知识根据其编码化程度可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隐性知识根植于个体、组织以及不同层面的交互作用中，由于它们不能被清楚明晰地表达，因此很难实现远距离传播和转移；而显性知识却可以毫无障碍地穿越时空限制进行传播和使用——即使其应用和理解可能仍要依赖隐性知识和根植于区域知识基础设施的“粘性知识”[19-21]。基于此，根据知识对生成载体依附程度的差异，可将知识资产分为高嵌入性知识资产和低嵌入性知识资产两种类型。高嵌入性知识资产是指那些依附于个体、群体、组织以及它们在开展各种经济活动时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网络的知识资产。具体说来，它是各种经验性知识资产(experiential knowledge asset)和常规性知识资产(routine knowledge asset)的总和[22]，可从不同层面加以区分。个体层面的知识资产包括员工技能诀窍和企业家领导能力；群体层面的知识资产包括团队协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组织层面的知识资产包括组织的结构、流程和价值观；网络层面的知识资产包括以知识为基础的员工非正式关系、企业家社交关系、跨部门团队合作关系，以及组织与顾客、供应商以及其他同行企业的关系。这些知识资产的形成、转移和发展与其依附载体的发展路径息息相关，并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低嵌入性知识资产是指那些脱离生成载体后仍可自由转移和使用的知识资产。具体说来，它是各种概念性知识资产(conceptual knowledge asset)和系统性知识资产(systemic knowledge asset)的总和[21]，包括产品概念、设计和商标资产等可通过形象、符号和语言清楚表述的显性知识，以及文档、说明书、技术手册、数据库、专利和许可证等系统化和已分类的显性知识。这些知识资产形成以后，它们对其生成载体的依附程度大大降低，能够相对自由地进行传播、转移和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