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转向问题是当下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而在这个“转向”中，我们认为有一个人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视，这就是被誉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之父”的杜威。作为唯一的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在经历了短暂的“没落”之后，又重新被很多当代哲学家所推崇，例如罗蒂、普特南、哈贝马斯等等，而其中人们谈论较多的则是杜威的实践哲学。因为杜威的实践哲学在当代哲学界，尤其是美国哲学界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都从他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以至于普特南把杜威称为自己的“哲学英雄”。国内学界对此关注相对较少，而且多限定在教育理论的视域内。故此，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学术界对杜威哲学理论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影响并没有给予有效的阐释。而我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杜威哲学的重要意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当代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来理解杜威哲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开创性。这两个特点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体现在他所奉行的那种实践性的逻辑原则，即把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理论生活世界化，把传统理性中的理性逻辑转化为原经验中的实践逻辑，把对“至善”的追求转化为对现实行为之善的探究，并以此来重新审视道德哲学问题。可以说，杜威的道德哲学是一种与康德道德哲学传统不同的另一种道德哲学取向。所以杜威在考察道德问题时，他的着眼点不是传统哲学无法绕过的形而上学根基，或者是康德的绝对理性，而是现实的具有实践性意味的实践情境：一种有问题的、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选择的“道德情境”。因此，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不仅为批判二元论的传统形而上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以现实生活世界为基础，以探究发展为旨向，重新建立了道德哲学理论的实践性内涵，从而为传统哲学的实践性转向以及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参照。 一、实践境遇：道德行为无法逾越的根基 谈到道德，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以及在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道德观念。然而与此相对，杜威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康德的道德传统进行了批判，并对道德判断的经验世界基础进行了新的追问和阐释。在杜威看来，道德的特点不在于绝对理性的指导，而在于现实世界中具体的实践情境，即由历史沉积下来的人的生存境遇所决定。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总会感到周围世界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和危险，总是会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来抵御这些妨碍自己美好生活的障碍。“这个经验事物的世界，包括着不安定的、不可预料的、无法控制的和有危险性的东西。”①所以作为一种“被抛”的存在者、一个首先是生物性存在的存在者，人的首要的任务就是维持自己生命的持续性。这就要求人类必须与来自外界的各种危险进行抗争，主动地与周围世界进行作用，从而不断充实自己的生存经验，恢复自身与外界的相互平衡。当然，这种相互作用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还包括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处理，所以这种恢复也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起点，而是在达到平衡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充盈和发展。而这种充盈并不只是动物性的那种生存需要的满足，它同时也是经验的圆满化，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化，以及生命的价值化的过程。因此，在这种前提下，人就不能仅仅作为纯粹理性或绝对精神的载体，而必须以一种整体性的眼界来看待，即以生活世界中实践性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进而，人的各种实践行为也必须在生活世界这一大背景下来重新进行审视。这样，实践境遇就作为探究道德问题所无法逾越的前提基础而进入到道德哲学的视域内。在这种视域中，道德哲学就不可能从某种固有、最终的至善概念开始，而必须从探究生命体的实际经验开始，必须关注生存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关系。因此“实践情境”在杜威的道德哲学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背景。 在道德哲学中，杜威坚持着自己的经验性的实践原则，把道德作为一种经验性的以人的全面成长为宗旨的行为探究方式。所以他的实践探究情境实际上也就是人在生活世界中所遇到的需要解决的包含着某种关系和问题的“境遇”，或者就是人的现实实践情境。“‘情境’一词所指示的不是单一的对象或事件，亦不是一组对象或事件。因为对于孤立的对象和事件，我们绝不可能经验，亦不能形成判断，除非联系整个语境。后者就是所谓的‘情境’。”②所以，实践情境首先就是道德行为进行选择的一个必须考虑的大背景。而它的存在作用首先就是防止我们脱离具体的现实问题而以一种超验的不符合人性的观点来进行行为指引或进行不合理的行为选择。它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防止当下的实践行为主体仅仅限于当下的视界和感受来进行行为选择，进而进行一种孤立的不合理的非道德行为。所以杜威的实践情境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之前的思虑背景，一个必须通过它的过滤器，借此找到我们行为价值和意义的方向。正如杜威所言，“具体情境的独一的和道德的终极性质的首要意义，是将道德的重量和负荷转移于智慧上去，这是令人惊奇的事。这并不是毁弃责任，只是勘定它的位置。道德的情境是在公然行动以前需要判断和选择的一个情境。”③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意义上的那个先天的绝对道德律令就不再作为一种绝对标准来赋予这种境遇以道德内涵，进而提供一种必然的行为方向，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实践理智对整个生活世界背景下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蕴含其中的属人的那种特有的价值和意义的探究，进而根据我们的实践智慧在这经验性的、含有多种可能性和多种选择，因而也更为复杂多变的境遇中来寻求并实现这种意义和价值。这就让道德行为不再成为一种单一的孤立的没有责任的个体，而是成为这个环境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与现存的环境相关联，并非与孤立的对象相关联，即便单一事物，亦可在决定如何对整个环境做出反应时发挥重要作用”④。所以，道德主体再不能够把某种行为看作是想当然的，而必须对其进行各方面的实际探究，从而选择一种最有意义的能够促进人的完满成长的行为。 二、道德情境中的变项因素 既然实践境遇是人的实践行为所无法逾越的根基，那么实践行为主体在当下所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就成为其进行行为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道德实践问题，杜威首先从人的生活世界性的角度出发，把善、恶问题具体化。他认为，“实际上我们是在具体的条件下来正视善的，而这些条件是与现有的需求相关联的，而且获得的每一种具体的善都会毫无意识地融入到一种与它的新的需求和重新建构的成就不相协调的新环境中去”⑤。所以当我们谈论道德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传统的道德哲学家一样只是孤立地、简单地讨论善和恶的问题，而必须把与道德主体相关的各种现实的独立变项考虑在内。这样，人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进行判断并做出行动的时候，就具有了一种现实的具有实效性的特征。所以人们进行实践行为时，主要面对的是生活世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动荡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可进行绝对预测的后果。由此杜威认为，现实的实践艺术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及其结果并不都具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⑥这就决定了行为选择的偶然性和矛盾性，更进一步来说就是绝对道德律令在道德行为中的失效性。“从这种观点来看，不确定性和冲突是道德所固有的；任何被正当地称为道德的情境的特征是：人们不知道终局和善果，不知道正确的和公正的做法，不知道美德行为的方向，人们必须去寻找它们。道德情境的本质是一种内部的、内在的冲突，判断和选择的必要性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必须处理一些没有公分母的力量。”⑦因此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人不再是纯粹理性的附属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限”存在者。这里的“有限”不仅仅是指时间上的“终有一死”，还指生活世界中人的多重规定性。情感、冲动、愿望、爱好等等都会作为建构“完整的人”的一方面因素而出现。因此一个健全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把这些因素从自己的存在状态中剔除掉的，而且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人们才会面临道德情境的各种问题，而道德评判也才有价值和意义。我们知道，在一个完全由理性支配的世界里，或者一个完全由本能支配的世界里，道德问题都不会出现。因为，在一个纯粹的理性世界中，所有的行为都在必然性的掌控之下，不会有任何僭越和逆反的可能性，这个时候的道德充其量是一种装饰品而已。相反，在动物世界里我们是无法谈论道德的，因为它们不会给你任何这方面的希望。而人们所生存的生活世界恰恰处于二者之间。我们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判断的智慧和思维能力，但是我们又无法把我们的冲动、偏好和欲望完全排除掉。正是在这种冲突和争执中，在面对着无法预知的后果而又无法逃避必须选择时，道德才会作为一个“显性”的存在跳跃出来进而得到发展。所以杜威认为，在道德问题中，冲动、爱好和愿望是我们在道德情境中必须考虑的一个独立变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