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1-0024-04 士德一般指读书人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士大夫精神一般指从政者应有的道德操守。此二者是相通的，说士大夫精神泛指读书人和从政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亦无不可。由于士德和士大夫精神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又由于士和士大夫阶层自身良莠混杂的复杂性，故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士德特别是士大夫精神或避而不谈，或作过度批判，而对其中包含的有价值的因素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讨。可喜的是，近年来有关探讨文章开始见诸人文期刊。本文拟就这个话题谈些粗浅之见。 一、“士”阶层的崛起和士德 “士”在商、西周、春秋时指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末士阶层崛起，逐渐成为读书人的总称。在士人中，有一部分入仕作官，未入仕作官的则归入庶民，其地位居四民之首(士农工商)。由于士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其道德品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据《论语》载，孔子及弟子曾参、子张等曾论述过士的道德品质。孔子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又讲：“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杨伯峻译曰：“读书人而留恋安逸，便不配做读书人了。”[1](P145)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子张讲：“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子张》)他们强调士人应具有勇于承担、勇于牺牲和重义轻利的道德精神。另外，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子路问“何为士”时，曾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切切偲(si)偲(互相责善的样子)，怡怡(和顺的样子)如也。”(《子路》)杨伯峻《论语译注》曰：“互相批评，和谐共处，可以叫做士了。”[1](P143)从上述孔子及其弟子对士的论说看，所谓“士德”主要包括志道乐道、仁以为己任，见危授命、见利思义、行己有耻、勤奋治学、相互勉励、和睦团结等等。孟子和荀子对士德的论说，突出强调士人的节操、骨气。如孟子讲：“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荀子也讲：“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儒者(读书人)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秦汉以降，人们对士德、士节、士风、士操等多有论说。《吕氏春秋·士节篇》论述了士人应有的节操，“士之为人，当理(义也)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并以齐国贤士北郭骚自刎以为齐相宴婴辩白为例，说明贤士“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的高贵品德。司马迁称李陵有“国士之风”，认为他“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报任安书》)。北宋程颢提出德才兼备的士人标准，“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王阳明强调“士之学”应“以学为圣贤”为目标。他讲：“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而不假于雕饰也……措之于行而无所不该也……”(《应天府重修儒学记》)要求士人学习并践行儒家仁义道德。明代吕坤则强调士人的责任担当意识。他讲：“世道、仁心、民生、国计，此士君子四大责任。”(《呻吟语·应务》)一般说来，贤士不仅具备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而且具有一种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和匡正弊俗的淑世情结。为人传诵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种襟怀情结的集中反映。 古人之所以关注和强调士德，是因为士德在实现善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儒家认为士人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一方面可作为从政治国的后备贤才，即所谓“学而优则仕”；一方面士为四民之首，他们的言教、身教直接影响着百姓的道德教化。所以北宋罗从彦讲：“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议论要语》)王阳明讲“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送别省吾林都宪序》)。明清之际李顒也讲“士人顾名节，国家方有好风俗。国家无好风俗，皆缘士不顾名节”(《四书反身录》卷七《孟子》)。对此墨家也有同样的认识，墨子讲“士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历史上有德操的士人，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居乡为民，在推动治政和教化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富有思想内涵的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精神集中反映了从政者应具备的道德信念、道德良知和道德责任感。因为士大夫肩负着“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所以古人对其非常重视。明代吕坤讲：“世教不明，风俗不美，只是策励士大夫。”(《呻吟语·治道》)明清之际顾炎武更指出：“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卷十三《廉耻》)关于士大夫精神的积极思想内涵，古人有许多论述。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是“以道事君”。所谓“道”，指的是儒家崇尚的“尧舜之道”。孟子讲：“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他认为孝悌是仁义道德的实质，“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在孟子看来人具备了仁义道德，“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仁政”的实施便有了人伦政治基础。 在儒家颂扬尧舜之道和“以道事君”的影响下，历史上一些开明君主如唐太宗等标榜自己欲行尧舜之道，“朕今所好，为在尧舜之道”(见《贞观政要·慎所好》)。一些有德操的士大夫如魏征等“每以诤谏为心，耻君不及尧舜”(同上书《任贤》，唐太宗大臣王珪语)。唐代杜甫的治世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左卫丞丈二十二韵》)。他希望在战乱年代，有一个开明君主，众多贤臣辅佐于他，从而把国家治理好，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王安石曾称颂杜甫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伊尹，商汤相)周(周公，曾辅佐成王)，宁使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杜甫画像》)。传统社会在仕途上有所谓“守道”、“守官”之说，唐代柳宗元讲：“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亦丧其本矣。”(《柳河东全集》卷三《守道论》)有德操的士大夫将“守道”看得比“守官”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