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2-0026-05 诚信是一种可预期的责任承诺，和基于此一责任承诺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和社会的信任或信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被看作是立人根本，伦理大义，乃至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的基础。孔子有“民无信不立”之说；《大学》将“诚意”作为“八目”之一，有“至诚无息”之谓；《通书·诚上》甚至把诚信看作是“五常”(五伦)之本，有“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断论。在西方文化传统和其他文化传统中，诚信与真诚、信任直接关联，甚至相互同质。言而无信，承诺而不践行，都被看作是缺乏责任、不堪交往和合作的道德伦理之恶和政治之恶。 要确保责任承诺的合理可期和忠实践行，至少包括两个基本方面或者说两个充要条件：其一，作为责任承诺主体的人或社会组织——从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到严格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府及其各公共管理部门、各公共权力机构——都必须具有真诚和诚实的美德，这是确保责任承诺的可预期性的主体人格基础或德行保证；其二，在社会生活语境中，责任承诺的可靠预期不仅有人格主体的诚信美德作为内在主体条件，还必须建立严密、完备、正当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包括国家政治法制、社会信用体制、职业或行业信用体系等，这是确保责任承诺的可预期性的社会诚信制度基础和保障条件，在现代社会日趋公共化的情形下，这一条件尤其重要，事实上也日渐凸显。 诚信的人格基础或保证是内在的、无形的，但却是根本的、终极性的。这是因为，不仅任何社会的诚信制度——乃至所有社会制度体系——的设计、制定、操作和实施都依赖于主体人或社会组织的价值观念、实践意愿或意志乃至精神人格和信念理想等诸多主体性元素的“主体能动性”，而且所有社会诚信制度或法规最终能否真正落实、能否持久有效，也都必须通过人和社会组织的实际行动及其客观效应来给予证实。但这绝不减弱甚至替代社会诚信制度本身的重要性，恰恰相反，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社会生活世界的结构已然呈现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开放状态，并具有越来越高的中介化特征，人们社会交往和合作的广度、深度的不断增加，人际诚信和社会诚信的“有条件性”或“条件依赖性”都大大加深，个人的诚信实践能否坚持，能否获得普遍的认可、接受和回应，越来越取决于人们的公共行为实践和社会诚信制度的中介担保。尽管“出污泥而不染”的情形依然不难见到，但整个社会的诚信期待却难以长久地寄托于这种例外情形，必须建立普遍有效的社会诚信预期和制度保障，非如此不足以确保责任承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长久有效和合理可期。 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和信任考验：“瘦肉精”、“添加剂”、“染色馒头”、“有毒蔬菜”等，对我们日常生活构成了直接而严峻的实际威胁；“跨国跨地区网络诈骗”、“价格欺诈”、“数字隐瞒”、“政府失信”，还有不胜枚举的“制假”“造假”“瞒报”“谎报”事件，甚至是国际政治活动中不时出现的“捏造事实”、巧取豪夺和以强凌弱等现象，都让我们对自己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生活世界迷惑不已，无所适从，甚或深感恐惧。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究竟还能信任谁？还能相信什么？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面对所有类似的诘问，我们该作何解释？能否解释？社会当下的诚信危机能否化解？又如何化解？ 所有这一切都聚焦于一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诚信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紧迫而攸关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现实问题！亘古以来就被视为立人之本和社会之基的“显见真理”，竟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些人的生活中成为了“显见”且严峻的问题，而且，它不仅是道德伦理的，还是社会政治的，因为它不仅直接关乎我们的道德伦理，还深刻地关乎我们社会的政治和秩序。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严肃的自我反省，更需要一种严肃的社会反思，非如此不足以解释——更不用说解决——我们正面临的这一空前严重的诚信危机！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非常发展阶段，而且，这一社会转型有着非同一般的复杂特征：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因而具有崭新的探索性特征；它展示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发展速度和能量，因而具有非常规或者超常态的“加速拐弯”的阶段性特征；它不仅持续加速，而且在多方面、多层次，以多方式不断“变速”“拐弯”，因而具有多维度叠加转型和连续变速转型的共时紧迫效应。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情景是我们分析和反思当下诚信危机的基本社会背景。 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充满各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发展“大变局”和“急拐弯”，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伴随着社会诚信和社会信任的重大考验。1949年诞生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疑是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一次，它不仅终结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动乱分裂的政治格局，使中华民族重新走向统一团结的社会主义崭新时代，而且也使国家和人民有了共同而真实的信念体系，重建了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统一团结的社会信任基础。因此，我们常常将之形容为“开天辟地”的伟大转折。同样，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我们只能一边借鉴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做法，一边不断探索、不断修正、不断创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这期间，极“左”思潮的极端影响不仅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也严重伤害了社会信任的政治基础和伦理基础：“假、大、空”和“无情斗争”的滥用，造成了我们社会诚信伦理根基的动摇和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在“文革”后的三十余年里，我们的探索、修正和创造终于步入健康合理的发展轨道，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堪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社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