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在道德观点上乾嘉学者并没有跃出传统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之范囿，与道学并无不同。“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中国传统伦理的观点是传统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凝结，在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是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的。但是对于传统伦理观点的论证却不必统一标准。乾嘉学者的道德论证与道学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迥异于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方式来为儒家伦理辩护。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前提为清初学者的内部批判所纠正，而乾嘉学者更是从外部根本否定其合理性。乾嘉学者反对道学的体用思维模式，认为其乃来自佛学，非孔孟真传，反对道德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反对受到佛教佛性论影响的人性论，对于性理之说深致不满，认为不足以成为道德基石；对道学的“心体”之说以及由其所导致的知行脱节问题大加批判，对诚、仁、慎独等道学关键概念加以新说。对伦理学而言，这是不同于宋明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路向。在理论上认真地对待这些变化，是需要去除那些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的。 一 “理出于礼” 宋明理学在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以天理为道德根源，以性善论的形式论证修养功夫之可能与必要以及其成圣的目标。理学话语的出现极为曲折，性与天道本非儒家之长，它汲取了佛老的思维方式，创造出了以“理”为中心概念的哲学体系。就伦理学而言，在家族相似的意义上，宋明理学的道德哲学是一种本体论(ontological)的美德伦理。①在本体论的美德伦理看来，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道德意义的价值世界，“是”(实然)与“应当”(当然)并无阻隔。理学家的基本世界图景的标准表达便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过二气五行阴阳太极的天道运行来确定人伦五性。在这里，天道与人道打成一片。用先秦哲学话语来说，便是要承认“天命之谓性”，人需“各正性命”，这整个世界方是道德的，人之所是可自然得出人之所应当。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我们很自然地得出心即理、性即理、天即理的结论，从而为传统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伦常奠定了本体论基础。 清代以来，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有三条进路：一是以字源考索的形式进行的批判，这种考证浮面看来极似语文学(philology)工作，但是其中蕴含着语言哲学的洞见；二是历史主义的进路，通过考索本体论进入中国思维的历史考察，批判“理事对举、体用并提”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何以不能够与中国人的生活样态相合适；三是在理论内部通过对“心灵主义”(“内圣”在哲学意义上的表现)的批判，从而推动理论的实践转向。乾嘉以降，除了戴震仍然用理学话语思考问题之外，其余大多不取这种路径。凌廷堪就说：“吾郡戴氏著书专斥洛闽，而开卷仍先辨理字，又借体用二字论小学。犹若明若昧，陷于阱擭而不能出也。”②其余诸儒大多通过对佛老的批评或间接或直接地批评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群体，他们主张不能将道德根源放置在“天理”或“即理”之“心”上。 他们不是以天理作为道德的根源，也即否认将应然之理作为道德或者善的根源，而是将道德根源放置在据实然之人性所制的“礼”上。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关于《论语》中“礼后”的讨论中。宋儒重理，将礼视为末，特别发展到王学以后，极端者甚至将礼视为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乾嘉诸儒重礼，从对儒家元典的解读中，考究理与礼的先后本末问题。理学家谈性与天道，拈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为其渊薮；而清儒却将“学”“庸”重新纳入《礼记》系统，认之为讲礼之书。“《大学》虽不言礼，而与《中庸》皆为释礼之书也明矣。”③《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以及“林放问礼之本”等多处论礼，理学家固执于体用思维，强要将体用并提思维嵌入礼论④，总体意见是“礼后于理”或“礼出于理”。 子夏与夫子关于“礼”的对话，理解的关键在于对“绘事后素”的理解。“绘事后素”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郑玄的解读，二是朱子《集注》的解读。郑玄解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朱子注不取郑玄的解释，而是“以后素为后于素”。这个解释并不是细节性的，其所带来的重大后果在于对“礼”的认识。据朱熹，众色在后，拟况礼为末，其存在必须以“理”为前提，而在郑玄，则众色在前，正如礼为本，后来的各种发展都是以“礼”为基础的。凌廷堪说：“朱子论语集注解释‘绘事后素’，将后解释为后于素，遂以礼为末。仁义礼智信五者皆为人之性，‘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然则五性必待礼而后有节，犹之五色必待素而后成文，故曰：礼后乎。”⑤乾嘉思想的后学黄式三《论语后案》亦同此意见。黄氏认为以礼为末的观点是受到道家之学的暗示，非圣人本意。老氏轻视礼，说“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礼器》篇则主张礼中自有忠信，无忠信礼亦不虚道。儒家重言礼，“八佾篇详言礼，此言礼为后，犹言礼之不可以已也。礼兼忠信节文而言，倩盼美貌当有礼以成之，亦重礼也。后，犹终也，成也。近解专以仪文为礼，遂滋本末轻重之说。申其说者，遂云未有礼先有理也。信如是，则忠信，理也，本也。礼，文也，末也。与礼器之言不大相背谬乎？”⑥阮元则从朱子中晚年讲学之不同，得出朱子思想由理转向礼的结论。他说：“朱子中年讲理，固以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故宜忠宜孝即理也。然三代文质损益甚多，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