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2)01-0005-06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即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如果要挑选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大概非“孝”莫属。中国很早就有“孝悌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的说法。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孝悌行于家，则仁恩可推于外，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基本的伦理信念。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衰亡，孝作为封建伦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五四”之后直到“文革”，孝遭受到严厉的批判。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孝文化又开始获得新生。建国六十年来，孝文化的研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一些基本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孝”，我们理应对其有一个透彻的理解。 一、“孝”的历史命运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们的人伦日用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在官方和民间，无论在奴隶制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孝都受到了极端推崇。 在奴隶制时代，由于人自身力量的相对弱小和科学文明的相对不发达，鬼神上帝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死去的先祖作为后人的福佑力量，自然也备受重视。夏代的开创者大禹，就是一个虔诚的“孝子”，孔子曾对他菲薄衣食而“致孝乎鬼神”的行为大加赞赏。殷周时代，孝也同样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伦理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据历史文献和殷商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知道殷商几乎天天都有祭祀先祖和鬼神的活动。在周代，孝文化更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关于孝文化的原典几乎都是出自这一时期。春秋时期的儒家学派把孝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孔子及其弟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则把与孝相关的“父子有亲”作为“五伦”之首，列于“君臣有义”之前。秦汉之际的《孝经》则把一切美德统统置于孝德之下，认为孝是包括忠于君主在内的一切道德的基石。从此之后，孝真正被确立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元德”。 《孝经·广扬名》云：“君子之事亲孝，做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礼记·大学》也强调“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给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提供了理论根据。汉实行“举孝廉”，具备了孝的德行和名声即可被推举出来做官。这一政治制度的实行，使孝备受重视。这一时期，人们竞相行孝，为“苦节”而惊世骇俗者有之，弄虚作假而骗取名声官位者有之。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孝成为世俗道德和文化的最高标准，甚至流传到我国的佛教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社会法则而改变其教义。到了魏晋之际，孝更成为排除异己、打击敌对势力的政治手段。如司马氏杀竹林名士嵇康，就是以“不孝”为名头的。 在封建社会的鼎盛和衰落时期，孝被统治阶级大力宣扬，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口号被视为当然的真理。父子之间的关系从亲情关系演变为政治的上下等级关系，孝也从为子者的真情美德演变为维护“父权”的工具。 孝之所以成为传统道德的“元德”，中国文化的基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天然亲情。人莫非父母所生所养，父母慈爱子女，子女敬爱父母是一种天然的情感。因人际的第一亲情以及人性之中必有的道理而立孝之伦理，人人都愿意接受。其二，人的文化寻根意识。《礼记》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们皆有报本返始、不忘其所自出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与人皆从先祖、父母所出的客观事实结合在一起，孝成为最受推崇的美德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是反映了人们重根的文化意识取向。其三，封建等级秩序的客观需要。任何伦理道德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在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家国同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要维系社会的等级秩序，就必须首先维系好家庭的秩序。在家庭之中，家长的地位如同国家的君主，其权威需要得到维护，而在所有的伦理和道德之中，孝恰好最能实现维护“父权”的功能。由此，孝不仅仅属于家庭伦理，也必然成为一种政治伦理。随着后期封建等级制度的僵化，孝的非人道化也同样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近代之后，孝的历史命运发生了逆转。清代晚期，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僵化，孝明显地成为束缚人的自由、阻碍经济和社会进步、造成无数人间悲剧的罪魁。因此，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开始批判封建孝道。到了“五四”时期，这种批判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人们在打倒君权、父权、夫权、族权的同时，封建孝道也必然地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旗帜。作为封建社会旗帜的忠孝，也就丧失了其原有的影响与感召力。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文化的主导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作为封建传统道德的孝道在意识形态上是与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在“文革”期间，封建孝道被当作腐朽的封建道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父子之间不再是天然的亲情关系，或者成为“同一个战壕里的革命战友”，或者成为“势不两立的阶级敌人”。“孝敬”、“孝顺”成为过时的不良道德文化，“不孝”也不再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基准。就连中小学学生守则中是否提“孝敬父母”都曾经成为一个难以定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