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6-0067-06 根据学界的研究，尼采的视角主义作为一种内在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广泛地应用于本体论、认识论、真理、逻辑、因果性、意识和自我诸领域[1]。尼采一方面在这些领域中进行批判和解构的工作，处处揭示欧洲思想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他的“重估一切价值”也进行创建和重建，形成了对于后世影响甚巨的独创性的思想。本文旨在表明，视角主义也被尼采用于道德问题的考察，他利用这个思想来反对道德辩护的外在论，这包括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的“自在的善”，以及康德和功利主义基于普遍的道德规则的伦理学。道德视角主义是尼采独创性的思想，它不是要否定任何道德，即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而是要寻找道德辩护的内在理由，把道德与我们的本能条件关联起来，将道德看成是生命的创造，而非生命的外在权威和标准。他的这种自觉的内在主义，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道德话语的语境。 一、作为“症候学”的道德 在早期整理古希腊哲学思想时，尼采就发现了阿那克西曼德与赫拉克利特两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凡是生成的事物，都要毁灭，无论是人的生命、水，还是热、力都是一样，事物因为多而受到时间的惩罚。“‘多’的存在成了一种道德现象，它是不公正，因而不断通过衰亡为自己赎罪。”[2]但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世界本身是一杯必须不断搅拌的混合饮料，一切生成都是对立面的斗争。确定的、持久的质仅仅表明斗争的一方占有优势，但是斗争没有停止，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万物都依照这种斗争而发生，所以斗争就是永恒的“公正”（Gerechtigkeit）。多本身就是公正，不是阿那克西曼德意义上的不公正。尼采说：“生成与消逝，建设与破坏，对之不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2](830)尼采倾向于赫拉克利特的生成论，认为生命就如同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那样，是生成的无辜。 尼采发现，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确定了“理性＝美德＝幸福”的公式。这个公式表明，人们必须效仿苏格拉底，制造一个永恒的白昼——理性的白昼——以对抗黑暗的欲望。所以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走向“颓废”的标志，因为他推崇理性，而贬低本能，尤其是他的“知识即美德”的原则造成了西方旺盛的求知欲，将求知看成是生活的最高目标，从来不对理性进行批判和反思。苏格拉底破坏了希腊的艺术生存的可能性。因为他将推理和预测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甚至艺术领域也渗透了理性乐观主义：审美为知识和道德所压制，真和善被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柏拉图的“理念”不仅是知识的目标，而且还是“自在的善”。 柏拉图对感性世界的诽谤，培育了基督教的土壤。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超感性领域的“天国”远离了人们，与尘世开始分离。尼采将基督教道德看成是人类迄今为止的道德主旋律的最华彩的乐章。基督教就是以上帝存在的绝对标准把艺术贬入了欺骗的行列，对艺术进行否定、谴责和判决。在这种敌视艺术的思想方式背后，尼采觉察到一种敌视生命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的怨恨和复仇心理。但是基督教将这种怨恨掩盖在一种“彼岸的”或“更好的”生活的信仰之下。仇恨人世，谴责激情，害怕美和感性，发明一个彼岸世界来否定我们这个世界，这其实就是对虚无、末日、死亡和“最后安息日”的渴望。所以基督教道德乃是生命病入膏肓、疲惫不堪、情绪恶劣、枯燥乏味的征兆。[2](18－19)在道德面前，生命不可避免地永远是无权的，由于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西（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所以在这种蔑视和否定生命的重压下，生命必定被视为不值得渴望的东西和毫无价值的东西。基督教道德在西方思想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记，甚至一直影响到现代思想。 现代道德哲学把古典的伦理学的“我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转变成了“一个人应当服从什么道德规则”的问题，其典型就是康德的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两者都以“道德义务”的概念作为它们的核心内容。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感性欲望，不管我们是否想要服从道德要求，我们都必须服从道德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把道德要求设想为所谓的“绝对律令”。不仅是康德，甚至所有哲学家，几乎都是在道德的驱使下工作的，他们表面上要求“确定性”、“真理”，实际上追求的却是“宏伟的道德大厦”[3]。所以康德心中潜藏着基督教价值。功利主义按照行为的“后果”来定义其道德的正确性，而且还试图将我们的道德思维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后果主义的计算。“后果”既被当成道德正确性的标准，又被看成处理道德决策的依据。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歪曲了我们的道德经验。“功利主义不是一个基础，而是一种后果的理论，绝对不能成为每个人的责任。”[4] 从柏拉图开始，经过基督教道德，再到现代的康德的伦理学以及功利主义伦理学，尼采看到了一种倾向，即道德在西方思想中居于统治地位，道德被看成是最高价值。尼采将这种现象诊断为一种“病理”现象。柏拉图以理性反对本能，阉割生命，这就是西方病理学的根源。基督教道德更是将这种病理现象加以推广，发扬光大。“整个劝善的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个误解……耀眼的白昼，绝对理性，清醒、冷静、审慎、自觉、排斥本能、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仅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全然不是通往‘德行’、‘健康’、幸福的复归之路……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5]在康德和功利主义这里，道德变成了遵循客观规则的问题，变成了对每个人来说的一种义务或命令。在道德面前，生命仍然是无权的。所以无论是柏拉图—基督教道德，还是康德的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道德都是一种强制。通过道德的驯化和培育，造就欧洲精神的奴隶状态：道德使生命失去了它本来应当具有的自由和无辜。“道德的教导就是要仇恨自由放任，仇恨太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的视野的需要，对最接近的任务的需要，它教导要使视角变狭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导要变愚蠢，作为生活和成长的条件。”[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