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1）06－0054－04 税赋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杠杆。相传，在禹夏时代就出现了贡赋制度。此说虽已不可确考，但根据《孟子》的记述，夏有“五十而贡”，殷有“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可见，税赋在我国的历史上源远流长。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税赋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但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税赋更是一个经济伦理范畴。在先秦历史上，儒家关于税赋的目的、税率的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其中，蕴含着儒家浓郁的民生关怀，表达了儒家德治主义的理想，具有政治道德的含义。 一 税赋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限度之内才算是轻重适度呢？从《论语》中唯一的一则关于税赋的讨论中，大致可见儒家税赋思想的主要倾向：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在这个讨论中，鲁哀公和孔子的学生有若都谈到如何使用税赋的杠杆来调节经济，以解决“年饥，用不足”的问题，但他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答案。鲁哀公想通过加税来增加财政收入，而有若则给出了一份儒家的解决方案，即降低税赋，回归周制。有若的方案代表了儒家在税赋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减轻税赋，让利于民。周代采用的是“彻”的税赋，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即什一而税。这样既保证了公共积累，又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鲁国自“初税亩”后，在什一而税的基础上，又逐亩什取其一，租税已经增加了一倍，即鲁哀公所说的“二”。按照儒家的观点，哀公的税赋政策已经偏离了周道，如果仍觉得“吾犹不足”，还要加赋的话，则是苛政无疑。 《论语》中虽然找不到孔子关于税赋的直接论述，但从他德治主义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减轻税赋的思想倾向是很明确的。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季氏富可敌国，但仍然横征暴敛，盘剥百姓。据《左传》记载，季氏想要在原来丘赋（一丘出马一匹，牛三头的军赋）的基础上，再另收田赋，这无疑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季氏派孔子的学生冉求来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以沉默来表达对季氏的不满。在冉求的一再要求下，孔子给出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即在税赋上要“敛从其薄”，降低税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很显然，孔子关于减赋的主张是针对季氏税赋过重的“贪冒无厌”之举而发。通过这件事，孔子认为弟子冉求为季氏宰，自然与季氏的聚敛难脱干系，认为冉求“非吾徒也”，并让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先进》）。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税率，但从有若与哀公的对话以及孔子一贯的主张看，孔子是主张什一税率，推崇周代“彻”法的。因此，在先秦，什一而税也一直被儒家奉为理想的税率标准，天下中正之道。 遵循着孔子“敛从其薄”的思路，孟子提出了“薄税敛”（《孟子·滕文公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的税赋主张。关于商业税，他多次谈到“去关市之征”（《滕文公下》），“关市讥而不征”（《梁惠王下》），即要在道路之关、都邑之市等商贾云集的地方免除商业税；关于土地税，他提出了“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滕文公上》）的设想，把全国的农田按每方里一井来划分，每井有田九百亩，其中公田一百亩，其余分给八家，八家每家私田各一百亩，八家共同负责公田一百亩，通过“同养公田”的方式来缴纳土地税；关于税率，孟子赞同什一而税，他认为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虽名称各异，税率稍有出入，但大抵皆是什一而税，“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曾有人问孟子，推行什一之税现在尚不具备条件，能否推迟“以待来年”，孟子认为这就如同日攘一鸡与月攘一鸡的区别，“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滕文公下》）显然，他认为减税应立刻推行，不必找任何的借口推诿拖延，因为这是对百姓最大的仁政。但他同时认为，税赋也并非是越轻越好。当时，有人提出二十而税一，孟子认为，此乃“貉道也”，即蒙昧、未开化之道。如果说什一而税是尧舜之道，那么，“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告子下》），税赋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既要考虑到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能竭泽而渔，又要保证国家必要的财政积累，不能府库空虚。赋税太轻，乃荒蛮之举；赋税过重，则桀纣之道。 荀子继承了孔孟薄赋敛的思想，阐述了轻税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首先，他的轻税思想是根据士农工商分工理论来制定的。他强调向农业倾斜，用税赋的杠杆来保证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主张“轻田野之税”（《荀子·富国》，下引《荀子》只注篇名），“田野什一”（《王制》）；他认为工商在社会分工中担负着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但同时指出要“务本禁末”（《君道》），因此在税赋政策上既要“关市讥而不征”（《王制》）、“平关市之征”（《富国》），给商业以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又要“省商贾之数”（《富国》），抑制其过度发展。其次，荀子的轻税思想是在其“国富”论的高度上来论述的。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荀子的思想中既有对儒家德治主义的坚守，也有对法家思想的兼容。他汲取了管仲的“相地而衰征”（《王制》）的思想，主张根据土地肥力的不同来征收田赋；他接受了法家重农的思想，并把它贯彻到自己的轻税主张中；他坚持儒家传统的什一而税，在轻税的主张上与孔孟并无不同，但孔孟的薄赋敛目的仅仅是富民，制民之产，并没有谈到富国，而荀子则是从肯定税赋对生产的反作用的角度出发，把轻税看成是裕民、富国的重要手段，“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由此可见，荀子的税赋理论是集先秦各家思想之大成，是对孔孟儒家薄赋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