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6-0037-06 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最初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研究，并逐渐成为一个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西方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流派众多，但在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总的看主要可划分为“以重建人类生态价值观”和“以制度批判为基础”两种思维路向。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如何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建立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一 以重建人类生态价值观为主导的思维路向思考当代生态危机及其生态治理，形成了“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们在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中处于主导地位。虽然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存在着分歧和对立，但是他们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地说： 第一，他们都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区别只在于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做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强调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则只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问题，强调人类的利益是生态运动得以维系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进而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主张抛弃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主张的应该满足人的“感性需求”，代之以应该满足人的“理性需求”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可以避免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他们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秉承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决定论，不懂得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变革是以一定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第二，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不是从辩证思维出发，而是形而上学地在二者之间各执一端，所不同的只是生态中心论的落脚点在“自然”，人类中心论的落脚点在“人类”，其共同缺陷在于不懂得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性质，不懂得要解决生态问题不能仅仅从价值观的视角入手，“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对人类和自然关系反应的真正联系”[1]22。因而无法立足于人类实践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来看待和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结果当然是无法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第三，在解决生态问题的价值立场上，他们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由于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考察生态问题，而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价值观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发展同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无法厘清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辩护的作用。 作为西方绿色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阐明了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其理论自身的缺陷和价值立场的局限，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治理不能直接借用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应当从捍卫自身的环境权利和发展权利出发，科学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建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生态文明理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于如何建立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 “制度批判”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这里所说的“制度批判”，是指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及其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并必然导致技术的非理性使用。由此他们围绕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以资本为基础的价值观与生态危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最终形成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制度批判”之所以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当代生态问题。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不懂得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他们所说的“自然”要么是人类实践活动之外的“荒野”，进而把环境保护同人类生存的权利对立起来；要么所说的“自然”依然是受资本和技术理性控制的，不懂得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仅依靠抽象的道德说教，要使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势正在于始终“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1]22。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上，就要求立足于从历史和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探讨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途径。正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底蕴，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制度批判”作为其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也成为我们在当前思考如何建立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