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11)05-025-05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号重要人物，他像后来的谢林和黑格尔一样，宣称并坚信，自己的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发展，而且只有按照自己的这种发展，康德哲学才能变成“真理”。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费希特、谢林都是在康德仍然健在时就成了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正是在康德去世的1804年，他们的哲学发生了向“后期”的明显“转折”，[1]而康德本人恰恰完全拒绝承认费希特的知识学是对他的哲学的发展，并于1799年8月28日在耶拿《文汇报》上发表了批评费希特的声明：“我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不多不少恰恰只是逻辑，靠逻辑原理是上升不到认识的内容的”，断然否认费希特的《知识学》和他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辩护的立场有什么关联。而谢林在看到康德的这个声明后写信支持费希特，明确反对康德并鼓动他做出回应：“显然，康德只知道您的知识学的名称，所以他是对自己完全不理解的东西表示了非议”。而费希特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他答复康德说：“按照我的用语，知识学一词所指的根本不是逻辑，而是先验哲学或形而上学本身”。他回信给谢林说：“我当然完全相信，康德哲学如果不像我们接受它那样予以接受，就是十足的胡说八道”。[2] 我之所以在此特别提示他们的争论，是因为这涉及到本文的核心，如何理解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康德开始的“哥白尼式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革命，即将知识论形态的形而上学转变为实践哲学的“行而上学”[3]；费希特自以为他的“知识学”就是康德所需要的这种“行而上学”，因为它是以“本原行动”(或“事实行动”)使知识学的绝对起点“主客体的本原统一性”——自我——成为自明性的“原理”，但康德却根本不认可他的知识学。因此，在我们具体考察费希特的伦理思想之前，我们必须先来分析他与康德的上述争论，以期弄清他的“知识学”何以能够成为其伦理学的“原理”。 一、康德和费希特之争的根源 当康德说，你的知识学不多不少恰恰是逻辑时，费希特说，不，我的知识学根本不是逻辑，而是先验哲学或形而上学本身。表面上看，这是对“知识学”理解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对“形而上学”理解上的分歧。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对“先验幻相”的揭露，把“旧形而上”送上了“断头台”，因为旧形而上学是按照理论理性的“知识学”路径，以“表象”的方式，以“知性”概念的“规定性判断”去把握“自在之物”这样的“本体”。本体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它既不可“表象”，也不可以知性概念来规定。“本体”可“思”，通过“思”，通过“思”其“范导”(即“规范”和“引导”)的“意义”才呈现出来。但这种“思”不是知识论上的“思”，而是“行动”(原则)之“思”，因为是出于“实践”并为了实践的“思”。“本体”不是因其“是什么”的“经验实在性”、而是因其作为“理念”具有“先验的理想性”才对“行动”原则的确立呈现出“本源的”“范导”意义。因而，真正的“形而上学”在康德这里只是作为对确定行动原则的最终根据(奠基)，即“行而上学”才能成立，因而是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即对一般实践理性以意志的表象为立法根据的否定和排除，最终以形式立法而得以完成的，不可以道德的自傲和自大再对作为实践立法之最终根据的“自由”、“不朽”(来世)和“上帝存在”有“知识上的”宣称和要求。 康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在表达上，他仍然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致力于使形而上学未来能够作为“科学”而出现。所以，麻烦和误解就是出现在“科学”这个词上，本来古代的“科学”都包含在“哲学”的名下，但康德看到，近代以来，物理学等“科学”都获得了巨大进展，成为“严格的知识体系”，而唯独“形而上学”这位古代的“科学女王”如今变成了“遭人唾弃的怨妇”，所以他立志使“形而上学”变成“严格的科学”。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康德依然是在“逻辑”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即全部的“论题”(或知识)要成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可以从惟一的一个“自明的”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所以康德所言的“科学”只能是从纯粹理性出发“严格论证”的哲学，与“知识”是有不同含义的。因为“知识”除了有知性概念所赋予的形式普遍性之外，必须要有经验性的质料，这是“形而上学”提供不了的。这样，康德就形成了他的一个独特而具有伟大意义的论断：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出现是可能的，但决不可能作为“知识”出现。 费希特确实领悟了康德哲学的使命：促进“形而上学”成为“严格的科学”，但他恰恰是在“科学”和“知识”这个词语上触犯了康德的大忌，把康德要严格区分开的东西视为同一个东西：“知识学”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科学学”。这就怪不得康德要发个申明，说费希特的知识学与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辩护的哲学立场毫无干系了。因此，他说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在康德那里是未完成的，他的知识学是对康德的所谓发展，也就是康德无法接受和承认的了。 二、费希特的“知识学”是否仅仅是逻辑？ 费希特承认他的知识学是形而上学，但不承认康德所指派给它的“仅仅是逻辑”的标签。实际上，在《论知识学的概念》中费希特就对知识学和逻辑的关系作了说明：“不是逻辑学为知识学奠定基础，而是知识学为逻辑学奠定基础：知识学完全不能从逻辑学来证明，而且，没有哪个逻辑命题，也包括矛盾命题，可以先于知识学被视为有效的；相反，每个逻辑命题，甚至整个逻辑学都必须从知识学来证明；…所以，逻辑学借助于知识学取得它的有效性，而不是知识学借助于逻辑学取得其有效性。”[4]话虽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作为“知识学”基础的三条原理，恰恰是“三条逻辑原理”[5]，在《伦理学体系》中，费希特也说到：“从这里开始，普通逻辑确实对于我的命题的正确性给我提供了某种保证，因为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能够怀疑普通逻辑的普遍有效性”。[6]在此意义上，难道能够仅仅说，“逻辑学借助于知识学取得它的有效性，而不是知识学借助于逻辑学取得其有效性”吗？费希特一定是被康德的“申明”逼急了，才说出那么前后矛盾的话来。因为他确实是非常真诚地把自己作为康德正宗的学生，把发展康德的所谓未竟事业：使形而上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出现，作为最崇高的伟大使命，自己作为伟大哲学家自立于世的这一新的学说，恰恰遭到了自己敬重的老师的“当头棒喝”，确实让人无法接受。但客观地看，康德说他的“知识学”单纯从逻辑原理是上升不到知识之内容的，这本来是对的，因为根据康德的知识概念，任何真实的知识，都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即概念提供普遍形式，经验提供的新内容，而“知识学”从三条逻辑原理出发，无论如何是推论不出什么经验内容的。在此意义上，既然产生不出真实知识的“知识学”，当然就只能是逻辑了。不只是康德，后来叔本华也不认为作为形而上学的知识学具有知识的内涵。许多人都提到过，叔本华曾通过文字游戏，恶劣地讽刺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是“知识之空白”(Wissenschaftsleere)，只改变了一个字母，读音相同，而意义全变，就一般的知识概念而言，这也不完全是挖苦，还是有些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