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3-0004-11 马克思十分重视写于1847年上半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在过了三十三年之后，他决定重新出版这本书，指出“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①该书和《共产党宣言》一样，“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该书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哲学动态》2011年第5期刊登了董必荣的《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以下简称董文，凡引自该文的不再注明)一文，试图“解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表述的经济哲学思想”，令人注目。但是拜读之后却发现董文对《哲学的贫困》的理解存在不少问题，下面就其中的三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应该如何正确解读《哲学的贫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论战性著作。要正确解读该部著作，除了要了解写作该书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有关黑格尔哲学的知识外，还要了解以下三个材料： 首先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该书分上、下两卷，出版于1846年，中译本由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该书的全称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但是后来人们都习惯以副标题“贫困的哲学”作为其书名。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他的批判。例如，为什么蒲鲁东要把他的书称之为“贫困的哲学”？董文认为，“对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蒲鲁东认为其中包含着某种‘财富的哲学’；同时，他跟斯密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看来，产生财富的原因同时也产生贫困。因此，他要研究‘贫困的哲学’。”其实，关于书名，蒲鲁东自己有一个说明：现代文明人贫困的唯一原因在于缺乏秩序。只要有了良好的组织状态，不仅可以延缓贫困的到来，还可以在人口与生产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均衡。“这个假定的证实对人类将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如果这样一个假定成为事实，那么，不论是人类的怠惰所造成的贫困，还是工业组织的弊病所造成的贫困，都可以无限期地避免；而我们的命运问题，世界命运的问题，将会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其实，这个重大的证明，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作出了，其副题《贫困的哲学》，本身就充分地表示了这个意思。”③马克思批评蒲鲁东“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④，我们仅从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来，马克思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再比如，《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标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董文说，“如果考虑到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其实是‘哲学’的代名词(下文均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概念)，那么，这一章的标题所说的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这是望文生义，其实并非这么简单！“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在欧洲沿用了二千多年，但含意几经变迁，而且各个哲学家对它理解也不一样。黑格尔对他之前的形而上学都不满意，他认为“形而上学是研究思想所把握住的事物的科学，而思想是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性的”⑤，强调“每一个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⑥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第一章“经济学”一开头就提到了形而上学，“在我看来，经济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渊博、最纯洁和最适于实践的科学。这个新的论点，使经济学成为一种具体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的基础。换句话说，对我说来，经济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客观形式和具体体现，是在行动中的形而上学，是以不断流逝的时间为背景的形而上学。因此，谁要是研究劳动与交换的规律，谁就是真正的形而上学专家。”⑦综合黑格尔和蒲鲁东的论述，我认为《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标题“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和第一章的标题“科学的发现”一样，是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位自诩为发现了政治经济学“伟大规律”的“真正的形而上学专家”的批判和嘲弄！ 其次是马克思有关蒲鲁东的重要论述。一是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写给俄国自由派著作家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长信，明确宣布要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这本“很坏的书”进行批判，阐述了即将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揭示了蒲鲁东思想怪胎的阶级根源：“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种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⑧二是《论蒲鲁东》，这是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的要求而写的，当时蒲鲁东刚去世。这是一篇简要而全面评论蒲鲁东的文章，特别是对蒲鲁东一生中的主要著作包括《贫困的哲学》进行了深刻的评析。这时的马克思已完成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看看他对十八年前同蒲鲁东论战的回顾，对于深入理解《哲学的贫困》是很有帮助的。三是《关于〈哲学的贫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帮助正在筹备成立的法国工人政党掌握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需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该文是马克思应法文报纸《平等报》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作为该报发表《哲学的贫困》的引言。在这篇简短的“引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对《哲学的贫困》和蒲鲁东作出了评价。在马克思一生的论敌中，多年以后还能继续回顾的不多，蒲鲁东就是其中一个。 再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四十年代末有关蒲鲁东的通信，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的真实动机和主要目的。但是，董文对这极为重要的一点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经济哲学”的“确立”：“我们知道，要确立一门科学，既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还要为这种研究对象确立专门的研究方法。蒲鲁东恰恰未能做到这点。马克思的批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或经济学的哲学，应当从对象和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且不说在董文所作的有关经济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论述中，把一些不是马克思的东西强加给马克思(如“马克思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生活，经济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不过是经济的哲学的认识论反映而已”；等等)，其根本错误在于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这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说成是马克思为“确立”“经济哲学”这“一门科学”而同蒲鲁东展开的学术争论，这实在是偏离马克思太远了！我们看看恩格斯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还没付印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想出了一个妙方，能够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早日进入地上天堂。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1846.9.16)⑨“而这里的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青年(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现在还必须认真地反对这种荒谬绝伦的废话。”(1846.9.18)⑩“我所要证明的主要就是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证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1846.10.23)(11)而马克思的回应则是：“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12)即使在晚年，马克思也坚持认为：“为了给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