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国内哲学界普遍并持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式、路径、生长点和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通过讨论，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缺乏问题意识正在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瓶颈，而如何面对现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性问题。在笔者看来，要更好地做到强化问题意识、有效面对现实，从而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还需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与创新有关的前提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明确区分。陈德容先生在《哲学研究与研究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研究”是一种原初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对前者的工作过程及其成果的反思；“哲学研究”是直面现实的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关注历史(传统、文化史)的工作；前者是创造性的哲学活动，后者是诠释性工作，等等[1]。这一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如果忽视了这种区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各种方案就有可能不断产生新的分歧。 按照韩庆祥先生的归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路径，目前中国学界主要有“文本解读派”、“以西解马派”和“时代解读派”几种。不难发现，这三种创新路径实际上就分别归属于“哲学研究”和“研究哲学”这样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其各自的主张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谓的“文本解读派”从未承认自己的研究是与时代脱节的，而“时代解读派”也并不承认自己的研究能够脱离文本。另外，现在学界所热议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只是针对“研究哲学”的工作来说才有其特定的意义，而对于真正的“哲学研究”工作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真问题。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区分开来，这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创新工作将随之可以划分出性质不同但又相辅相成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哲学反思的层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式去把握和描述世界的工作中的创新；另一种是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进行考证、分析、诠释、评价的工作中的创新。 两种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同，决定了两种创新的路径必然有所不同。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文本解读是其基础性工作，因此其创新必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关文本解读的方式、方法及其解读结果的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式去解答当今时代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层面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是其基础性工作，因此其创新必然是有关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思想内容的创新。这种创新路径的不同进一步决定了两种创新的实质也有明显的不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与读者(研究者)思想间关系的创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实质，而在坚持马克思哲学思想方式的前提下关于现实世界的哲学思想内容的创新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的实质。 一般说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处理的主要是经典作家、文本和读者三方面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解释学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的相关讨论中经常会出现不同的解释学立场的分歧。在新近的讨论中，张一兵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本解读方法——“思想构境论”，使各方面的分歧和争论进一步激化。不过，这种“思想构境论”虽然引发了许多争议，却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在笔者看来，可以把它的理论倾向简单概括为一句话：过程文本观和关系构境论。其隐含之意是说：文本表征着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关系(简称“思想间关系”)，文本是作者和读者思想间关系的化身；文本是一个生成的过程，是作者和读者的思想间关系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受张一兵教授的“思想构境论”的启发，同时也受赵汀阳先生早年提出的“观念本体论”和孙正聿先生“前提批判论”的影响，笔者对于文本解读的实质给出了一种可称为“思想空间论”的阐释方案，正是在此基础上，笔者才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读者(研究者)思想间关系的创新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实质的结论。 “思想空间论”的基本观点是：文本解读的内在灵魂是解读思想，其存在论基础是思想存在论，其追求的目标是思想的客观有效性，其工作方式是在思想空间中重构思想间关系。从哲学活动的本性来看，哲学家直接面对的对象世界是思想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哲学研究是通过批判关于现实世界的思想的方式而对现实世界发挥作用的。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哲学界的共识。而哲学文本解读则无非是试图通过“文本”这一中介，在新的思想条件下建构作者的思想和读者的思想之间的新的关系。这就意味着，预设各种基础性的、前提性的哲学思想在哲学思考者的思想空间中根据一定的思想间关系构成一定的思想布局乃是哲学文本解读工作的“本体论承诺”。“思想空间”是对哲学活动的展开场所即思想世界的一种形象化说法。同物理空间相比，它具有逻辑空间、关系空间等一些基本特点。在思想空间之外，还有心理空间和实践空间以特定方式影响着思想空间的布局和演变。思想空间的布局是由各种思想间关系决定的。哲学活动其实就是合理地组织安排思想间关系使得基础性的、前提性的思想均具有充足理由而成立。 从思想空间的角度来看，文本解读所涉及的作者、文本和读者三方面的关系问题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其直接表现就是过程文本观的确立。在这种文本观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并非一个既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敞开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后来的解读者的思想之间关系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些经典文本充其量只是这种思想间关系的“化身”，其文字表述虽然一经产生便告“定型”，但其负载的思想却在不同的思想间关系中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随着过程文本观的确立，“作者”和“读者”的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们都被包含在“文本”的概念之中，并且它们之间也是一种互相包含的关系，不再有脱离“作者”的“读者”，也不再有脱离“读者”的“作者”，对它们不能再进行“实体”式的理解。按照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读者(研究者)的思想间关系的“化身”了。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才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中，文本解读的创新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读者(研究者)的思想间关系的重新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