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4-0001-06 哲学本质上是“思”的学问，思“终极”、思“无极”、思“无限”、思“宇宙”、思“人生”、思“文化”、思“思”本身……哲学的思，一方面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基于对普遍必然性“理念型知识”形态的不懈探索，对学术共同体内“共享性观念”范式要求的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以“观念”方式对当下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理性型构，哲学的“思”同时也是现实社会“自由”、“民主”、“公正”等普世性价值吁求在思想层面的预演。正由于此，不同文化、民族背景的研究群体和研究主体际跨文化的平等的“对话”、批判和交流，就成为以“自己构成自己”(黑格尔语)为突出特征的哲学思想螺旋式上升的基本逻辑图景。 哲学的“思”与“对话”以及对现实的间接、曲折观照，必然隐含着对不同形态的哲学理念、哲学主题、哲学思维方式、哲学风格、哲学形态、哲学性质与功能、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等等的文化背景考辨、民族传统比较、学理水平高下评说与有效性鉴别等等。显然，这就需要一种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并为某一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学术规范基础上的哲学“评论学”的视角。[1] 中国的哲学评论学研究，至少肩负着以下几方面的理论使命和功能：一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既有的“学术规范”展开全面的检视、检讨与反思；二是以建设性姿态，思索和审视“哲学人文知识”的生成路径和规律；三是引导中国哲学研究在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和形成新的学术气象；四是着眼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品格的模塑与建构。依托、凭借上述研究，真正促进中国哲学的良性、健康发展。 一、中国哲学缺少评论推动哲学共同体内部学术话语的更新 哲学获得自己对现实解释和评判的合法性资质的基本方式，是力图与现实保持一种“区隔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哲学借以追求和保持自身所谓理论纯粹的重要标识，尽管这一原则已经被证明只是一种虚妄。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做什么?哲学的作业方式究竟是什么?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是从自身得到证明的吗?这些问题，我们其实都没有搞清楚。当然，这种情形并没有阻止哲学前进的步伐。哲学依然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做着自己认为合理的事情。哲学一直热衷于对外在的对象性事物之本质进行阐释，殊不知这种对象性事物从一开始出现，其领地就各有名分。历史上甚至在当今的哲学现实中，有相当一批哲学家和哲学之思却不顾这种事实，强行闯入。就像一个旅行者到了一个陌生地，本来根本就没有相同的生存与生活经验，却不顾别人的感受，以局外人常有和惯有的“无痛心态”，发一番感慨。至于别人是否听得懂、能否理解、愿否接受或者理睬自己，哲学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 评论是一个常识性话题，或者说，所有的学术思考和探索本身就是一种经常性的评论，评论与研究活动本身是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的。科学规范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隐性或显性的评论活动。 任何一种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本身，都离不开“学术评论”，这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一提起“评论”，在国内学术界，真正具有专业化色彩且做得实至名归的，当推现当代文学、文艺评论和理论研究，虽然冠以“评论”名称的学科也有不少，诸如“新闻评论”、“影视评论”、“教育评论”、“经济评论”、“法学评论”等等。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学术品位和影响的评论性学术刊物是《文学评论》。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其作用岂止是影响了本土文艺与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文化与学术窗口，它一直持续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学批评风范、方法与文学艺术创作新潮流，引领并实际规导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路向和可能趋势。 与文学、文艺学评论(其实还有史学评论、教育学评论以及经济学评论等)的相对成熟、规范化的情形相比，令人不解和吊诡的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中国哲学研究”包括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在内的研究领域，以下用语意思相同)领域内却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形：哲学评论传统的缺失，以及与之同时存在的哲学评论群体和主体队伍的严重缺场。翻开国内有一定学术影响和品位、办得比较好的几家以“评论”命名的出版物，如《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老子研究与中国哲学评论》(山东大学哲学系主编)、《复旦哲学评论》(复旦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经济哲学评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编)，试图找几篇“哲学评论”方面的专业性学术论文，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里面刊登的全是清一色的专业学术研究论文。 或许有些学者会不以为然：研究本身不就是评论吗?这种观点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因为当研究者关于研究本身的指向不明确，或者对研究的立场本身都觉得可有可无而付之阙如、不置可否，以至于有些学者自视清高，标榜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时候，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当代英国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贡布里希就提出过学术研究自我造成难以摆脱的“名利场逻辑”[2]的观点。它启示我们，身处学术被工具化、功利化的学术环境里，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的探究，无法保持理论研究的纯粹性品格，它必然受到进入争论之中的学者自身学术场域内部所处的空间位置以及某种程度的利益诉求的制约(尽管这种利益诉求对介入者本身而言，可能呈现为一种具有同谋性质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诉求常常被隐藏在寻求学术话语的合法性的外衣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