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5-0017-15 价值和意义问题是困扰现代人的普遍问题，它既表现为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原来统一的价值分化为真善美之间的异质性、不同的文明成为民族利益竞争的武器，也表现为自由与意义的二律背反，即当人们普遍获得自由权利时，价值失去理想的维度，被等同于现实的利益和需要，生活的意义发生物质化、表浅化乃至虚无化的问题。由于这种现象发生在现代社会，所以现代性价值遭到质疑甚至批判。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展，这种价值问题及其争论也影响到非西方世界。西方的价值虚无主义是否在中国泛滥?人们见仁见智，但谁都难以否认社会生活中早就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和文化的庸俗化、势利化，社会的精神病态，较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中国人，我们既苦恼于传统人文价值的丧失，又痛感现代理性之不足和现代秩序之难产。然而，哪里有问题、有危机，哪里就有探究问题、化解危机的努力。本文试图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视角，对上述问题作出解析。 一 众所周知，现代性的历史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传统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神秘性与神圣性都被理性——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消解，与此同时，信奉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则表现出世俗化的同质和平庸。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尼采意识到随着信仰主义的式微是“虚无主义”出场，他明确提出“上帝死了”的命题，否定了以上帝为代表的基督教信仰乃至现代理性的正面意义，而代之以“超人”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的哲学。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哲学可谓西方存在论的肉身化和意志化，它并不回避而是坦承人生的虚无性，力求以超人的坚强和主宰，超越普通民众的软弱和屈从；变“消极的虚无主义”(生命力“下降”)为“积极的虚无主义”(生命力“上升”)，①从而复兴以“贵族”和“强者”为典范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尼采的这套反复被人提起的哲学价值观是否是对症良药?如果说，他死后的整个20世纪，普遍发生“肉身成道”即英雄崇拜替代上帝崇拜、绝对的客观的价值标准被相对化和特殊化以及民族之间生存竞争加剧的现象，都印证了他的部分预见的话，那么，面对这种情势，服膺他所推崇的贵族和强者的生命意志与道德，完全拒斥基督教的“慈爱”、“宽容”、“忍让”与“平等”的价值，即使向往的是人类的“高尚”与“卓越”，到头来也只能重演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模式，强化达尔文在生物界所发现的弱肉强食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把激烈批判柏拉图主义的尼采哲学，称之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② 这里，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对待人类生存的“无与有”、“虚与实”。 人生本来就包含着虚无和实有这两个相对的方面。现代虚无主义则早就潜伏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潜伏在各大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上帝和天国的信仰中，因为虚无主义与信仰主义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说，西方传统社会主要展示了信仰主义的一面，那么，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超自然的信仰即超验的本体论价值的被颠覆，这枚硬币就会翻转到它的虚无主义一面。 那么，这枚拥有信仰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面相的硬币是什么?其实就是人类自身。生死、身心、群己是人的最根本的两重性，这些两重性及由此生发的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无非是“有与无”、“实与虚”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有与无、实与虚既构成人类的基本境遇，又是一切价值和价值观的渊薮。 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时，本能地顺应自然，物我互渗，主客难分，知其母不知其父，生存多半是动物式的，或者说处于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没有多少问题意识，只是本能地恋生畏死，趋利避害，也不会有世界或自身的有无之分、虚实之别。原始人的这种状态，说它有或无、实或虚，都无碍于其自在地生存和自然地死亡。待到人生发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情况就变得大不相同了。意识是意向性活动，它总是指向某个对象；自我意识则指向人的可感的身体、熟悉而又神秘的生命，同时也指向自己和别人。人对自己生命的本能的执著，变成一种自觉的显现和维护：对自身的存在性状加以区分和判别，对生存的条件和境域给予确定和拥有。人的自我意识不仅使感觉变得鲜明，向自己敞开即被自己感知，而且从感知生发出的想象和思维，能够把人带入任何可能的领域；这个可能的领域既内在地呈现为人的心理—精神世界，又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建构为外在的对象—符号世界。如果说可能的领域是个黑箱，是个“无”的世界，那么，在人的心中和身外显示出来的则是黑箱中打开的部分，是被照亮的“有”的世界。由此，人生从无到有，有了规定性、确定性，也随之有了限制，同时由有而无，发现了无规定、无限制的更广大的世界。由实而虚，从沉重的肉身生出各种意念和幻想，从大地飞到天空；又由虚到实，通过活动让思想变成生活的现实，在地上建立起家园。 人对自身的生命意识与人对外部对象的实践性把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或存在)其实是人的“生存”(个人的感觉与相互的指认)与外部世界的“存在”(为人的对象性活动及信念所把握)的差异性统一；有无相生，则系于人的生死两分及其生死的嬗递。人本能地执著于生，却总是躲不过死亡的阴影，这是人生的虚无与实有的生物学依据，但人对待生死的态度，却不止是本能的情绪性反应，而关联着文化价值意识即评价及其准则。如生活已不值得过，也就不必担心死；慷慨赴死，正是为了更好的生——自己的“永生”、别人的或族群的生生不息。于是，个人的生／死问题，体现并转化为群／己、前(人)／后(辈)乃至古／今关系。当西方人由此走向对上帝天国的信仰，在精神世界实现了实存的永远在场时，中国人则走向“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从生命有限的短暂的“小我”进入族类的永恒的“大我”。中国古人的不朽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的中国人，如胡适就曾谓：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③可见，对一种绝对的或永恒的价值的信仰，既缘于人们抗拒死亡的恐惧、克服虚无感的需要，又推动人们在走向未来中形成历史意识并确立起“一以贯之”之“道”。人生因此有无相生、虚实相应，围绕着人的生死、身心、群己的关系，发展出感性与理性、情感与意志、限定与自由、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社会、自然与文化、历史与未来等等一连串的两重性关系。这些两重性关系使人生有了两个不同的维度，甚至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它们又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人生的矛盾和张力，既构成人的基本规定和生存方式，又成为人自己要加以解答和处理的难题。于是，人有了动物所没有的“命运”：由于后者，人必须依赖自己，创造进取，不断突破各种限定；由于前者，人又摆脱不了自己的基本境遇，永远达不到完全的自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