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12)02-0067-04 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即社会公正，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也是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国内学术界，从理论上分析公正或正义都不能离开自由和平等这两个范畴，因为自由和平等都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是支撑其他价值的基架。但由于自由和平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对它们的理解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形式和实质的角度，尝试对自由和平等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做一些探讨。 一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性或时代性之分的，在不同的阶段即时代，其基本的或主导的价值理念就有所不同，当然也有贯穿所有阶段的共同性的东西，但即使是这些共同性的东西，在不同时代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因为主导价值观念的不同，对它们的含义及地位的理解和解释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从纵向的历史性的角度说。从横向的角度看，由于人类由各个民族国家构成，它们在自然时间上是“同时”的，而在历史时间上又具有非同时性，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相连带的价值体验也就不同，所以对一些基本价值理念的理解也会不同，甚至差异很大。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国家，不同的理论家基于立场的不同，对文化传统的不同侧面的侧重也不同，对一些基本价值理念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异中有同，同中也有异，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可一些理论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事实，总习惯于把自己提出或自己认同的某种观念、某种理解当作是亘古不变的普遍“真理”，把相反的理解当作谬误，把价值观念或价值理念的差别当作是认识论的真理与谬误的对立。这就影响了思想的交流和融合，阻碍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从思想根源上说，是不懂得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差别的表现，是站在理论哲学认识论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结果。 我们知道，理论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或它的一个预设前提，是主体的统一性，无论是把主体作为抽象的人类主体，还是理性的个人或个人的理性，总之主体是统一的，因此，只要把握了对象的真实情况，就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同意。这在认识论范围内或许有合理性，但在实践哲学领域，在处理实际的实践问题的过程中，这个前提就无法成立。因为人们的利益分化以及对立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主体的多元性亦即不同的主体的博弈是社会实践生活的基本特征。简单地说，主体不仅是不同一与不统一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相互对立。马克思主义反对以往哲学立足于从抽象的人、抽象的主体出发来理解问题，认为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从人们现实的实践出发来考察问题，这样才能发现：人们都是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取向来进行选择和活动的，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别和对立也并不是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或者说不能用“真理”、“谬误”这些本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来理解和套用。 以公正为例。公正或正义概念既是伦理学的中心概念，也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伦理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都属于实践哲学的分支。自古至今，对于如何理解公正，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一直是见智见仁，聚讼纷纭。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伦理学家、政治哲学家，沿着理论哲学的路子来理解和规定公正，总试图寻找一种关于“公正”概念的统一的普遍的真理性定义，试图寻找到一种客观的统一的也是唯一的标准。然而，正如麦金太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多种正义论的传统，不同时期人们的正义概念是相互冲突的，“这些正义概念相互间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鲜明的对峙之中。有些正义概念把应得作为中心概念，而另一些正义概念则根本否认应得概念与正义概念有任何相关性；有些正义概念求助于不可转让的人权，而另一些正义概念却求助于某种社会契约概念，还有一些正义概念则求助于功利标准。” ① 对于自由和平等来说，也是这样的道理。 二 自由和平等本质上都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与市场经济直接关联并以之作为现实的基础，缺乏了这个基础，没有市场经济实践提供的体验和普遍经验的支持，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必然是抽象的，也无法作为主流性的价值观念而存在。 我们先看平等。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人们受着自然的血缘和宗法关系的束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仅不平等是基本事实，而且人们认为不平等是自然的、合理的，同时，确认、固化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或特权制度也就是天然合理的。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仪规定，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不同等级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的观念，印度的种姓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等级制天然合理的基础上，也是对其合理性的论证。可以这么说，基于性别、出身、知识等而来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权利不平等，是前现代时期被普遍认可的主流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念。尽管也有对这种不平等制度的反抗或革命，比如农民起义，但他们反抗的是这种具体的“占位性”的现实，是某些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而不是这种制度和支撑这种制度的价值观念本身。正因为如此，起义者在成功地获得了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实行的仍然是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且不说刘邦、朱元璋，即使是主张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在南京建都，便全盘承袭和确立了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制度，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只有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确立之后，大量的频繁的市场交换活动与城市化过程相伴随，人们从原来的“熟人社会”进入到“陌生人社会”，使得人们普遍地摆脱了对血缘宗法关系的束缚，彼此之间只能以一种独立的主体身份来相互对待，并以诉诸契约的形式来进行交往、确立交往的规则。正是这种实践和需要，平等的观念才逐渐被牢固地树立起来，成为道德和宪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曾说商品(等价交换)是比罗伯斯皮尔还要厉害的革命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