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方面的成就被公认为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为突出的。考察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能够使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特点，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今天，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重重迷局的情况下，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能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 孙正聿教授曾把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建国以后的前30年)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哲学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①他认为，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范式，即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②孙正聿教授的这一概括，为我们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分析框架。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展视域，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作一全面考察就会发现，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开创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体现出一种与建国以后各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截然不同的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可以说，正是这种研究范式的不同，造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差异。 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未果的情况下，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励而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五四”运动以后，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传播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具备一些人在攻击和诋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所说的那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还面临着反动势力的重重阻挠，甚至在白色恐怖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例如，1927年，李达就曾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其罪名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他们凭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巨大的理论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最初只是西方传入的诸多哲学中的一种变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潮，使其成为人们在人文社会科学和其他各个领域中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自觉运用的方法论，由此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建国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了根本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受到积极鼓励并获得了多方面的条件保障。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获得有利的外部社会政治环境支持的同时却逐渐淡忘了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孙正聿教授所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先后经历的教科书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和后教科书范式，实际上都这样那样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③，其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疏离中国的现实，并因此而越来越受到现实生活的漠视。今天，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属于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水平和研究成果远远超越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界实际上却越来越边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按照孙正聿教授的说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后教科书范式”时期。在我看来，所谓“后教科书范式”实际上也就是不再有任何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的理论兴趣日益泛化，缺乏共同的理论目标、“问题意识”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们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也出现了严重分化，整体上日益陷入对各种不同的具体理论问题的无原则的议论和各说各话、自娱自爽的状态。因此，虽然一些人自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繁荣、成就最突出的时期，但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个学术圈子以外实际上鲜有人关注这些所谓的成就。即使是在中国哲学界，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主潮，但在今天，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或现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例如，一些中国哲学学科和西方哲学学科的研究者都经常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归属于西方哲学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并不属于中国哲学或中国现代哲学。时下中国哲学界仍有几分时髦色彩的“中、西、马对话”或“打通中、西、马”的话语方式，就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视作互为他者而言，实际上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或现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重重迷局，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界日益边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等等，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而招致的。例如，一些人之所以断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应该归属于西方哲学的范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越来越像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研究。而要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目前面临的这些迷局，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开创者即李达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去，特别是具体地考察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于这一范式的实践，从中获取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