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内容和形态的创新，同时也唤醒了学界的“方法论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从过去的单一视域、单一路径、单一模式转向多元视域、多种方法、多样范式，先后呈现出教科书改革与原理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文本-文献学解读、与中西思想对话、反思的问题学分析、各分支领域(部门)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理解、出场学等多种形式。本文所指的“范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探索所自觉使用的方式、路径和方法论。科学地辨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图景，认真总结其各自的理论创新经验，对于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指导创新实践，扩大理论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教科书改革与原理研究范式：普及与创新 教科书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思想在场的主要方式。建国以来，“教科书热”大致出现在三个时段：一是上个世纪60年代，全国先后编出六种教科书草案，最后由艾思奇主编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建国后开启“教科书中国化”时代的第一经典。二是教科书改革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努力表达改革的精神，以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标志，开创了教科书改革路径的先河。三是教科书改革进入创新时代。从2004年开始，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由首席专家袁贵仁、杨春贵、李景源为主编，集体编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010)。教科书改革范式始终成为我国新时期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笔者追问以下几点：第一，这一范式出场的深层原因；第二，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和创新成就；第三，这一范式的内在问题和基本出路。 教科书改革的动力来自三个因素。第一，重写新的时代精神。以“改革的哲学”、“哲学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哲学”、“哲学的现代化”等口号为指引，以“时代精神与哲学改革”为主线，编写出反映改革、发展的时代精神内容的哲学教科书，成为学界的主要目标。第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体系。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标准体系。教科书改革则成为创新体系的主要载体。第三，重建学科体系。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看，新时期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学科建设成为高校知识生产的龙头，能否建立一种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的知识生产体系、教学体系成为衡量学科水平高低的标志。因此，重写教科书就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 但是，教科书改革范式在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存在着先天缺陷。主要是教科书阐释的原理性与历史性的矛盾、相对与绝对的矛盾、个体理解和普遍认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相对中的绝对的追求”，使教科书永远需要不断出场——不断随着时代变化和空间差异而修订改变。对“基本原理”的追问永远没有最终的答案。对经典作家文本的引证也是如此。为了证明某个原理的正确性，教科书不得不经常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不同文本中表述的话语平行地、非历史性地加以引证，而创始人的思想前后往往发生了很大变化。教科书的“体系哲学”的特性直接导致思想僵化。要突破这一教条，就是要从历史、从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中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发展、变化，重新思考思想的出场过程，恢复马克思哲学摈弃一切在场形而上学的本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历史维度与创新话语 教科书改革范式非历史地引经据典，将不断出场、与时俱进的“历史的科学”变成一种绝对在场、永恒在场的形态，从而导致教条化和僵化，引起理论界的批判反思。该反思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以下简称“马哲史范式”)的兴起。 中国马哲史范式的生成与转换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二是通史与专题研究结合，出版了一批回应西方“马克思学”、深入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三是研究旨趣发生转换，从早期仅为原理教学提供思想史佐证转变为独立探索、创新理解经典作家哲学本真意义的路径。这是一种方法论自觉的表现，通过深度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风格、方法和路径，将重读马哲史变为一种深度耕耘、创新理解的方法论，其学术影响甚至超过原理创新。 作为一种范式的马哲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阐释的历史性。“马哲史范式”脱胎于“原著选读”，但其内在的革命性在于：“原著选读”的目的是“证明”教科书原理出场有据，注重原理在文本中呈现的高度同一性；而“马哲史范式”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历史视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第二，创新理解。“马哲史范式”不仅是对“史”的深描，更是对“论”的阐释，是通过“史”的眼光重新发现一个不同于苏联僵化教条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进而对实践作新的理论穿透。第三，实践与知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和整合性。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出场不再是一个单纯封闭的哲学自我革命的产物，而是被还原到“改变世界”与“理解世界”相互激发，并在古典经济学、政治社会学说、历史学说相互影响条件下的整体碰撞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