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马克思学说被诠释为多种对立因素有机统一的体系，其中，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最为人们所熟知。久而久之，这种诠释成了不加分析的习惯话语，以致马克思学说中本有的张力受到遮蔽。与此同时，这种张力却在西方多元思潮的相互激荡中逐步开显出来，刺激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在学理上的进展。这样一来，中、西两大思想圈对马克思学说的张力的认知就有了显著的落差。针对这一点，本文拟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开显于西方语境中的情况略加考察，以期有助益于我们的研究。 本文所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是指马克思关于人乃至具体到无产阶级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的观点和他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观点之间存在一种互相背离的紧张状态。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在哲学家中发出了改变世界的最强音，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新社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要由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来决定。 对于这种张力，马克思本人在晚年已意识到了，马克思之后的各马克思主义流派也采取了各自的因应之策，而卡尔·波普则给予了正面的揭示。本文将次第考察这些情况。 一、这种张力在马克思本人那里的表现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学说既是实践哲学，又是唯物史观；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关于社会历史的学说既是实践的，又是唯物的，因此叫作“实践的唯物主义”①。作为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学说旨在鼓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作为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学说把这种革命斗争论证为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价值维度上优先于其唯物史观，而其唯物史观则在事实维度上优先于其实践哲学。至于马克思总的理论意图，可以一言以蔽之：让无产阶级按照唯物史观的规定去实践。 关于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其哲学，一个最基本的争论是：其阿基米德点究竟是实践还是物质？在我看来，这种争论与其说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对其间张力的不同处理策略之间的争论。单就马克思学说的自身情况而言，其阿基米德点原本就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实践和物质。就此可以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双核的，并且，这两个核是互相配合、互相限定的。 具体来说，马克思的实践是由唯物史观的物质所决定的实践，而他的物质也是一定要导致其实践哲学所要求的革命的物质，并且，二者都是有具体内容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论述道：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②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在基本原理层面，马克思的意思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出现之前不可能出现特定的实践，反之，一旦特定的物质条件出现，就不可能不出现特定的实践，且当事者必须那样地去实践。其二，在历史事实层面，马克思列举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化的几个阶段，其言下之意是：它们作为不同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不同的实践内容。其三，在无产阶级的现实任务层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所能和所应从事的实践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而彻底根除人类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 在明确了实践与物质在马克思学说中的上述地位和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划出两条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边界。其一，不管马克思讲了多少关于实践、主体性、人本(道)主义、意识能动性、改变世界、创造历史、自由发展等方面的一般性观点，都只有将其归结到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具体实践上，即归结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上，才算抓住了他本人的实践哲学的要旨。反之，如果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一般性观点竟然得出了跟无产阶级的革命无关甚至相反的结论，即使那样的结论颇有道理，也不能算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其二，不管马克思讲了多少关于物质、客观必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等方面的一般性观点，都只有将其归结到对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绝对命令上，即归结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宣言上，才算抓住了他本人的唯物史观的要旨。反之，如果从马克思关于物质的一般性观点竟然得出了无产阶级只须等待而不必革命的结论，即使那样的结论颇有道理，也不能算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 总之，马克思的根本关切只有一个：鼓动无产阶级起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彻底终结人类社会的阶级对抗现象。他无论讲实践还是讲物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切中这个根本；并且，他只有既讲实践又讲物质，才能切中这个根本。也正因如此，“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跟“共产主义者”才是一回事，即“现存世界”的革命者。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