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2)01-0018-06 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卢卡奇以其卓越的贡献而影响深远，经久不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下简称《本体论》)是卢卡奇的收笔之作，在这部巨著中，他基于劳动目的性范畴，深刻阐释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思想，进而对马克思哲学中诸多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作出了富于新意的阐释，为后人留下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丰富理论遗产，其中饱含能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提供重要启迪或借鉴的思想资源。但长期以来，人们把目光多聚焦于他青年时代所著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对《本体论》却关注较少，这实为马克思学界的一大憾事。本文结合笔者对马克思劳动范畴的理解，对卢卡奇在《本体论》中的基础性范畴——劳动目的性及其相关思想试作初探，绽露其中的得失，旨在穿破以往的时代沉积，彰显卢卡奇晚年阐释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经由长期的实践和理论批判校正的致思路向。 一、劳动目的性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 卢卡奇对劳动目的论的深度思考，使他一生的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折。他青年时代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曾被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奉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在该书中，卢卡奇将实践作为中心概念，用于论证无产阶级在历史中作为主客体的同一。这种同一的实质即客体是无产阶级的产物，主体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是推翻现实世界的实践意识。因此，他试图用“一种内容广泛的实践”与劳动相区别，着力突现实践的能动性之维，并使之成为哲学的基础[1]，对后来的实践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卢卡奇在《本体论》中，改变了上述的致思路向，他认为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哲学基础，而劳动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到处都处于中心范畴，在劳动中所有其他规定都已经概括地表现出来了。“劳动为社会实践提供了范型”。他思想的这一转变，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实际斗争与理论批判，使他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早年极左思潮对他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造成了很大影响，使该书中出现了诸多错误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由于过分“夸张”了实践概念，造成自然问题在其理论中的缺失。他真诚希望通过新的著述来纠正这些错误，清除业已带给理论界的消极因素。[1]9-25所以，在《本体论》中，他转而基于劳动范畴来展开论述。劳动或生产实践，是“人与自然相结合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2]。另一方面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劳动目的性问题作了深度思考，发现这一问题应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他确信社会存在区别于无机和有机存在的根本特征就是“目的设定”，也就是说，因为劳动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才使社会存在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所以，由于劳动的目的性特征，社会存在才是其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级的存在形式即社会存在，只是由于目的论的东西在它内部现实地发挥作用，才能作为独特的存在结构而从它的实存赖以为基础的那种有机生命的存在阶段中形成出来，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存在类型。只有当我们理解到，社会存在的形成过程、它对自己的基础的超越以及获得独立的过程，都是以劳动，就是说，都是以不断实现目的论设定为基础的，我们才能合理地谈论社会存在。”[3]下卷，13他认为，马克思严格地把目的论限制在劳动(社会实践)领域，否认在其他所有存在形式中有目的论存在，这是因为劳动是唯一可以从本体论上证明目的论设定的要素，即物质的现实要素。同时，假若事先没有目的性设定来规定整个劳动过程的各个阶段，那就任何劳动都不可能进行。 首先，劳动目的论使社会存在成为可能。一方面，从事劳动的人作用于外在自然，同时也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另一方面，劳动使外部自然成为人化自然，成为对人“有用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目的论”过程。因为劳动目的性“形成了改造和创新塑造自然的原则”[3]下卷，27，造成以自然看来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变化，而且使“为此提供推动力和方向的意识才能不是一种伴随现象”[3]27。因此，从本体论的本质来说，就使劳动具有一种明显地由自然向社会过渡的特征。劳动在本质上是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然既包括无机界，又包括有机界。随着劳动的发展，就不断发生着劳动的人从纯生物性的存在向社会性存在的过渡。这样，马克思关于实现目的论设定的理论，既确定了社会存在与无机和有机存在在生物起源方面的联系性，又确定了前者与后两者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别性和对立性，即人有目的的劳动活动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更为复杂和更具整体性的存在阶段——社会存在。同时，劳动目的论的设定，在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引起新的目的设定，直到形成一些综合性的整体，社会就这样成为一个特殊连续性的存在。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使经济范畴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范畴，使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社会存在进行本体论的阐述成为可能。这样，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才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无机和有机存在形式的、具有新质的社会存在范畴。这种新质性就是目的论设定的实现。 其次，劳动的目的论设定，使其成为每一种社会实践的模式。劳动是社会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在物质存在领域中，某种目的论设定使某种新的对象性产生，是通过劳动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在劳动中，尽管通过诸多中介的作用，但目的论设定归根到底总是物质地实现的。劳动与人的其他社会实践之间有着重要差异，但两者在本体论的根本问题上，如目的论设定和需要物质手段方面，有着相似性，而劳动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正是社会实践的原始形式，因此，劳动“能够成为理解其他社会目的论的设定的模式”[3]下卷，8。从发生学角度看，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在原初的本性上，是人与自然之间永恒的物质交换，即使社会形态变换，这种形式始终保持着；对劳动目的的选择起着规定作用的意图，虽然是由社会需要引起的，但其宗旨却在于对自然对象的改造。抓住了劳动的这种本性，就可以看到其他社会实践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是“这种本性的更为发展了的和更为复杂的形式”[3]下卷，43。“人的劳动活动以把自然对象变成为使用价值为目的。在后来的、更为发展了的社会实践形式中，对他人的影响占据了主要地位，不过在这时，这种影响的目的归根到底——当然也仅仅是归根到底——乃是在于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充当中介。”[3]下卷，51再就是劳动活动中的目的是包含了设定因果性于自身中的，因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正如黑格尔所说：“目的是由于否定了直接的客观性而达到自由实存的自为存在的概念。”[4]因此，从目的性和因果性在人的劳动(实践)中的共存性看，与那些设定因果性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实践相比，“在劳动中设定因果性的行为，是纯粹以真伪这两种对立的价值为准的”[3]59-60，而社会存在的整体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必须真实地反映因果性，否则社会存在就不能够产生。所以，在本体论上，劳动是原始的和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是理解每一社会实践的模式。这样，卢卡奇通过劳动内在的目的性设定，就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的、政治的实践以及后来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实践，都置于劳动的基础上去加以理解和说明了。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实践作为新世界观的基础，“我们这里把劳动当作实践的原始形式加以阐述，这与马克思的论断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几十年后，正是恩格斯，发现劳动乃是使人成为人的决定性动力。”[3]下卷，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