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2-0032-08 面对纷繁复杂的特定历史实践和制度、思想、文化现实，人们称之为“哲学思考”的方式以及从事这一方式的群体，长期以来有一种异常固执的信念，即对现实所本然呈现的事态有一种本能的批判性反思情结，试图按照“求其根本”的方式来“求其源”、“察其理”、“明其善”。依照此种方式，当特定理论和文本作为一个对象成为既定事实后，以何种方式激活此种理论和文本，让其背后的以“观念”化的方式被“客观”化了的事实获得说话的资格。毋庸讳言，马克思哲学无疑是当代中国学者所共同面对的“理论文本”。那么，在现代中国的复杂历史变迁中，该理论究竟是以何种有效的思想方式和姿态阐释其生存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事实，从而获得人们的普遍认肯？依据此理论的应有立场，又该如何看待和评判我们这个时代现实个体之具体、真实的生存情境和现实？ 一、“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出”“入”中国社会现实的路径反思 自马克思哲学产生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如何看待这一思想理论成果的魅力和巨大影响力，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意义上，马克思哲学首先追求的应是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客观的本有的“知识效果”，但仅有此还不够，还需要追求基于知识竞争以及公共性文化与价值选择基础上的“社会效果”，以此划清思想、理论的历史性规制与现实实有的限度和边界。 马克思哲学所面对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而是多维的、立体的、复杂的、充满着自为意志的历史。一如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说：“历史不仅仅是在我们面前、远离我们、出乎我们把握之外的一个客体，它也像那些主体一样挑逗着我们。我们对我们的历史所形成的或真实或虚假的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不是纯粹的幻觉；那里有矿石待提炼，有真理待提取，只要我们走到相对主义尽头，并且反过来又把它重新放回到历史中去。我们依照我们的范畴赋予历史以形式，但我们的范畴在接触历史时，也摆脱了其偏狭性。”①这提醒和警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在确立自己言说中国问题的方式时，应注意“中国问题”自身所呈现的多极性、多重性面相和相应的属性特质。一方面，从总体上讲，“中国问题”是群际共相发生、多维连锁共振、根际复环缠绕、内外交互影响的，具有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所谓“远离平衡性”的特点，似乎难以准确把握和言说，且在短期内难有有效的化解良策(其实，对现实做真相透视后会发现，所谓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只是表面现象，是一个在尚没有抓住问题实质的情况下，以不负责任的草率态度，试图遮蔽中国真问题的“借口”、“托词”而已。因为，越是复杂的问题，其本质上越简单。关键是看是否得其要领、明其堂奥、知其就里，从而循其症结，勇敢作为)。另一方面，就思想文化语境而言，马克思哲学客观上身处一种由多种思想观念交汇、冲突所造成的“思想的博弈场”，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并非能够处处与主导理论逻辑相一致——现实自有其自身的逻辑定则和约制方式，它会产生一种不易扭转和改变的“理势”，时不时迫使现实以及有关现实的观念就范。 科学理论的标志在于，能够在自由实践与历史理性之间造成一种合理的张力，或者至少不应造成现实个体的生存局促和焦虑感以及莫名的压力。然而，当下中国的现实，当今中国的巨大变化，非常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所共同造就的巨大的物质繁荣。其复杂程度，足以令再高明不过的理论学说和思想大师都陷入云山雾罩的境地： 一是作为“理念客体化文本”之最大现实体现的所谓“中国模式”的困惑。对于“中国模式”概念究竟谁最先提出、阐发，其话语所指的深蕴和用意究竟是什么等等，国内外学术界存有较多的争议，认识也不一致。在这一问题上，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04年，当时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任职的雷默，提出了一种描述中国发展模式的、旨在挑战“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雷默指出，历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深刻变革实践，中国人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终于摸索出了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自主的发展模式，堪称“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现在看来，如果暂且悬置围绕此论而引发的诸多争议，那么，所谓“中国模式”，分明是作为西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带有排他性的“他者想象”的产物。客观地讲，“‘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更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模式”②。但是，对于这种现象，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大多是失语的，仅有少部分学者在经验化色彩极浓的意义上做了粗浅的非介入性、描述性研究，还属于一种“思想史和观念史”意义上的学理性甄别，谈不上什么智识性贡献。 二是“后发展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曾经出现的合理路径选择的困顿。中国近三十多年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伴随着这种发展而来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和财富积累，同样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但是，由于在发展、增长过程中对构成发展的质量和境界内涵——“人文价值—快乐与幸福指数”的忽视，使得不少人的生活富裕了，生活方式多样化了，选择度也增加了，但是生活主体却没有了充盈、丰富、灵动的心灵，没有了对未来的憧憬。 三是人与人之间社会性纽带的松弛以至逐渐丧失。人是一种以理性的方式求取生存安全性的存在，“安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为各种文化所共同认可的本体性价值。人类为了获得安全，曾经发现并创制了很多的联接人与人与不同“共同体”之间的纽带——譬如，宗教，宗族，社团，家庭，古老的习俗，等等。现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无孔不入，新观念、新事物也层出不穷，不断地造成一种“陌生人社会”的场景。人们来不及思索和理解，就被抛到一种“后现代情境”之中，而“后现代又意味着信仰的沦丧——但沦丧的不是对上帝的信仰，甚至也不是对‘主体’的信仰，而是对现实本身的信仰”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