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1-0050-12 以往在讨论马克思哲学思想史资源时，人们往往把它局限于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哲学作为既辩证又唯物的学说，不过是这两者的融合。从马克思哲学的具体建构以及它所依赖的实际前提看，这种理解显然过于褊狭，存在着简单化倾向，妨碍了对马克思哲学丰富内涵的领会和把握。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和厘定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前提。我认为，这项工作应着眼于两方面：一是扩展，二是深化。既要拓宽视野，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考察古希腊及其哲学、浪漫主义思潮、基督教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联系，又要重新挖掘康德和黑格尔同马克思之间思想史联系的丰富性。 黑格尔曾说：一提起古希腊，欧洲人就会有一种家园之感。作为象征，这里所谓家园，既是文化意象上的，更是思想上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来说，古希腊同样具有全方位的影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中，我们能够发现有一个古希腊原型。阿伦特认为，若“将马克思描绘理想社会的内容读下去，会发现更加惊人的相似处”①。俄国学者斯拉文也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的民主建制、城邦国家权力的公众性质和市民的‘高水平的休闲方式’，看到了未来社会的某种历史雏形。”②这再一次印证了那个不变的逻辑——“起源就是目标”。马克思认为“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而未来社会应当“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③。他正是以这种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终极哲学诉求。马克思在思想上对古希腊的向往，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刻画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时曾指出：“在这个必然王国(指物质生产领域——引者注)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④在这个“自由王国”里，人的能力不再作为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而存在，而是成为目的本身。但这必须建立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所提供的“闲暇”这一基础之上。从中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所谓“闲暇出智慧”的影子。 与此相比，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反思层面，即思想上的。那么，马克思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究竟继承了什么？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青年马克思选择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个典型加以比较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他终其一生哲学运思的基本主题和格调。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需要采取“从后思索”的方法。因为只有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嬗变和成长中，才能更透彻地了解并看清马克思这个时期所接触到的思想史资源对于他的思想建构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马克思哲学中，古希腊哲学的影响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理想主义”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题词中说：“理想主义⑤不是幻想，而是真理。”⑥其实，十九岁的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就承认，“纯理想主义”把自己引向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⑦。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理想主义的种子成就了马克思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的道德维度和实践批判的尺度。伯尔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理想因素，即暗含着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在具体情况中，这可以被定义成自由、幸福、美好社会、共产主义。并且，马克思主义里面还有一种认知因素，这指的是关于世界的知识或理解；具体来说，这牵涉到马克思关于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和革命的诸多理论。”⑧的确，马克思思想中有一种紧张，即价值论立场与知识论立场的张力构成的关系。但这并非马克思思想的弱点，而恰恰是其优点。因为正是这种关系才为马克思揭示人的存在的历史展开提供了辩证法。其中的价值论立场不能不追溯到马克思早年的理想主义情结。因为“超越性理想这一道德的、政治的唯心论，是现代革命学说一个必要的知识前设”⑨。 马克思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彼岸性，借助于伊壁鸠鲁思想中包含的超验性旨趣，得到了哲学史上的确切支持。伊壁鸠鲁哲学对于实证性、经验领域的超越，为马克思后来所孜孜以求的实践批判提供了最具有始源性的尺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二)“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自由” 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我痛恨所有的神”，此所谓“神”乃指“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⑩对“神”的蔑视不过是出于“自我意识”解放的需要。马克思后来在为出版自己的博士论文而新写的序言中说：“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这篇短序将表明，迄今为止这项任务解决得多么不够。”(11)当时的马克思正受到鲍威尔思想的影响，所以说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了。问题在于，正如洛维特所言，“按照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鲍威尔的绝对‘自我意识’与施蒂纳的‘唯一者’一样是对市民社会原则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化，市民社会的本质性阶层就是‘私人阶层’，它的实际原则就是‘利己主义’”(12)。当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考察了市民社会之后，便不再信任偶然性基础，而是力求把外在必然性内化为内在必然性，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换言之，马克思不再把人的解放和自由诉诸偶然性，而是诉诸外在必然性向内在必然性的转化。在他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历史的任务。但经过了“原子偏斜说”浸润的马克思，毕竟获得了某种思想免疫力，即使受到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人本学影响，也会像黑格尔的“主体”超越斯宾诺莎的“实体”那样，超越费尔巴哈的那个受动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