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方法:哲学研究的若干思考①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研究

内容提要:

哲学的问题与哲学的方法无法分离。从哲学研究的具体进路看,首先应对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予以双重关注,二者同时涉及知识与智慧、实质与形式等关系。就哲学研究的根据而言,一方面应注重哲学的历史,另一方面则需要避免远离社会生活。哲学史的意义,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活动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相涉;社会生活则关乎哲学研究的现实根据。如何沟通世界的视域和个性品格,是哲学研究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世界的视域或世界的眼光既意味着超越某一种具体的传统,从更广的背景去考察与理解哲学问题,也要求注重并运用哲学衍化的多重资源与多元智慧。哲学的个性品格则涉及哲学的创造性、独特性。合理地处理、协调如上关系,离不开辩证思维的观念。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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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1-0125-03

      哲学的问题与哲学的方法之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问题内在地规定了哲学的方法。这一点,从当代哲学的不同形态中也可以注意到。比如,对于分析哲学来说,他们所要处理的问题主要与意义相关,而这种意义首先又涉及语言,对哲学问题的如上理解,同时也规定了其哲学方法主要体现为语言的逻辑分析。对现象学来说,尽管胡塞尔前期对心理主义有所批评,后期对生活世界给予了若干关注,但他所关切的实质的哲学问题之一,则是如何在意识的层面为哲学提供一个本原的基础,其意向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本质直观、本质还原、先验还原等现象学方法亦直接或间接地都可以追溯到以上问题。这种方法与分析哲学显然不同。

      从另一个角度看,方法与理论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关联。理论总是内在地体现于方法,方法则可以视为理论的具体运用,只要看一看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体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事实上,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都内在地隐含着独特的方法:在黑格尔的哲学系统中,蕴含着辩证思维的方法;读康德的著作,则可以发现其强调不同领域的区分与他注重划界的方法之间所呈现的内在关联。以上所体现的,是一般意义上方法与问题之间以及更广意义上方法与理论之间的相关性。

      就当代研究哲学而言,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背后,是哲学研究过程中实质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借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表述,这里同时涉及理性与知性之间的关系。从更内在的层面看,这一问题进一步关涉智慧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就宽泛意义而言,所谓理论的思辨包括哲学沉思、直觉、体验、洞察(insight),等等。借用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表述,其方式则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等相关。相对于理论思辨,逻辑分析的基本形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辨析,一是观点的论证。前者涉及概念的界定、厘清,后者则包括基于一定的根据和理由提出命题、对论点进行逻辑的辩护、揭示不同论点之间、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等等。

      在当代哲学中,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无疑是两大主流的思潮,二者在哲学研究的方式上也展现了各自不同的侧重。比较而言,现象学更多地涉及理论思辨,这一特点与前文提及的其主要关注的哲学问题相关联。就现象学以及以现象学为视域的各种流派和人物而言,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实质层面的哲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形式层面的逻辑辨析。从早期的胡塞尔到后来的海德格尔,以及更晚近的各种现象学余绪,都表现了对实质的哲学问题的关注,即使是从现象学系统发展出来、注重文本考察的解释学,也往往将人的存在、历史过程等问题引入理解过程,从而展示了实质之维。在现象学系统对实质层面问题的关注中,确实可以看到其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智慧的关切,而他们的理论思辨本身与传统哲学对智慧的关切也存在着历史的联系。

      当然,对思辨本身还可做进一步的区分。思辨可以是具体形态的思辨,也可以表现为抽象形态的思辨。具体形态的思辨总是涉及现实的历史过程、涉及现实的生活实践。抽象形态的思辨则往往疏离历史过程、隔绝于现实生活。借用中国哲学的表述,以上差异涉及“即器而言道”与“离器而言道”的区分。这里的“道”可以视为哲学思辨的对象,“器”在宽泛意义上则指现实的存在形态以及现实的历史过程和生活过程。具体的思辨以“即器而言道”为内在特点,抽象的思辨则呈现为“离器而言道”。

      现象学的理论思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抽象思辨的意味,在胡塞尔那里便可以注意到这一特点。尽管他曾提出以追求严格形态的科学作为哲学的目标,但是他实际的下手工夫更多地却表现为对意识现象的直观和还原,他强调悬置现实存在、悬置历史过程,这在宽泛意义上都表现为“离器而言道”。就此而言,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一方面触及了实质层面的哲学智慧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种抽象思辨的形态。

      从分析哲学看,如前所述,他们对逻辑分析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之相关,其哲学思维展现了严密性、清晰性等特点。然而,在关注逻辑分析的同时,他们对形式化往往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限定于语言的界限之内,而不越出语言的雷池一步,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语言与实际存在之间的关系悬置起来。即使涉及所谓形而上学的领域,分析哲学也常常强调他们所谈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如关于何物存在,等等,并不是指物理世界中实际的对象,而更多的是语言之中的存在或人们在讨论存在时所运用的语言所具有的涵义。用斯特劳森的概念来表述,这种讨论属于描述的形而上学。在区分存在本身与我们用来讨论存在的语言时,他们似乎也将两者分离开来。可以说,在分析哲学中,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康德意义上的现象和物自体的关系。他们把语言主要限定在现实世界之外,由此呈现的理论后果之一,首先是智慧的遗忘,其次则是哲学向技术化、知识化形态的某种演化,二者从不同的层面表现为“道”流而为“技”。与之相联系,在相当的意义上,分析哲学往往消解了一些实质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这是分析哲学走向极端所引发的逻辑结果。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以上进路,无疑应当作必要的扬弃。人们往往将思辨视为一种玄学意义上的、具有否定和贬义内涵的概念。事实上,哲学如果离开思辨,便很难真正回到哲学自身的探索研究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理论思辨就不会有哲学。就此而言,对具体形态的理论思辨,显然需要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如果缺乏逻辑的分析,则很难有效地推进哲学问题的研究。从以上方面看,理论的思辨和逻辑的分析都是今天从事哲学研究思考过程时不应忽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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