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哲、西哲、马哲的对话，这是引起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跨学科话题。这一话题的突现，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思想语境。首先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现行学术体制的反思，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当下国内的这种学科划分(这里当然指哲学学科的划分)既在逻辑上很难自洽，又有悖于哲学学科的本性。要打破这种格局，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哲学学科内部的跨学科对话，以达哲学的本性，使哲学真正成为具有批判意识的智慧之学。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需要在学术、文化上发展自己。这三个学科之间的对话沟通，就是实现文化发展与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相比于过去这三个学科的壁垒、与简单地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来评价西哲、中哲相比，当前的对话与沟通不仅加深了这些学科间的相互理解，而且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研究就可以按照现有的路径走下去。 康德曾指出，在研究人的认识之前，先要考察人的认识能力。虽然这一观点遭到黑格尔的嘲笑，但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却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回到当下的话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的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想获得一种新的话语体系，还是获得透视中国问题的理论构架？如果我们想达到后一种意图，那么，重要的就不是这三种话语体系之间的比较、对话，而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对三者的整合。这时，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整合这三者的基础？这种整合的目的又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当前中哲、西哲、马哲三者之间实现沟通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一、比较与对话：前提、意义及局限性 讨论中哲、西哲、马哲的对话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境：即在当下的学术界，可能只有很少的学者能够同时精通这三门学科，对于大部分哲学学者来说，我们只是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或专家。在目前的学科建制下，这种分野虽然有助于学术的精细化、专业化，合乎现代学科发展的特点与要求，但是它显然有碍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内哲学学科的发展以及未来中国应有的精神状态。要打破这种学科壁垒，就需要比较研究与学科对话，这是我们走出学科限制的重要一步。 两个不同学科要实现真正的对话，至少需要三个前提：一是每一门学科研究的成熟性。这种成熟性指的是它的研究应该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整体，对它所要追问的问题有着深入的解剖与应答，比如就中哲与西哲对话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与价值理念、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与价值理念都有着真切的理解，它们各自的思想逻辑有着深入的把握。 二是理解这些思想与特定历史情境之间的联系。哲学思想虽然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特征，追问的常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往往带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第九章论家庭获得财产技术的方式中指出：“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财物是同一财物，但应用的方式有别，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作正当的使用，另一则是不正当的使用。”①从思想逻辑的层面来说，这里涉及商品二重性问题，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问题。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提到“价值”概念，但他所理解的“价值”只是交换中的量的关系，而没有把它看作抽象的劳动。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价值”是以劳动的抽象化为基础的，而劳动的抽象化又意味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又有一个前提即一切人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历史的情境。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种一切人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虽然智者学派认为奴隶与主人在自然本性上是平等的，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奴役关系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显现。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无法理解“价值”或“交换价值”，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无法超越他生活时代的历史情境。按照我的理解，思想史研究中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历史性的方法，这是我们真正激活思想，能够推动传统与现代、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之间对话的重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入第三环节，即比较与对话，这是取得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的途径。通过比较与对话，我们可以将问题细化，可以得出不同思想间的一致与差异。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正是在这里，问题也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的地方，也可以找到无限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之间进行比较时，更是如此。可以说，这种比较与对话工作，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虽然有意义，但这种无限的比较与对话，也容易陷入一种“恶的无限性”(套用黑格尔的话)之中。黑格尔是这样解释“恶的无限性”的：“某物成为一个别物，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某物，因此它也同样成为一个别物，如此递推，以至无限”。“这种无限进展乃是互相转化的某物与别物这两个规定彼此交互往复的无穷进展”②。这种比较与对话仍是一种知性思维，虽然有助于对一些问题的澄清，但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一种创造性的理论转换，并不是通过对话就可以实现的。 二、从对话到整合：问题域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