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1)06-0014-05 在社会结构中，信仰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正因如此，特定社会的文化孕育着信仰，同时信仰也引领文化的跃迁。信仰与文化的这种相互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从文化形态上看，古今中外多元存在。文化上的时空交错、多重挤压造成一些人的信仰迷茫。所以，当人们呼唤“重建”信仰时，这种重建的信仰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为此，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对文化的诉求、认同及其关联机制很有必要。从机制上讲，信仰之所以对文化具有引领与牵导作用，根据在于信仰的本质。信仰是人立足现实而进行“自我超越”的精神体系和精神机制。这种超越是一种“二级超越”的“张力结构”。其中，“一级张力结构”是从“现实”到“理想”的超越，“二级张力结构”是从“理想”到“终极理想”的超越①。与此对应，任何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支撑这个社会的精神体系、牵导这个社会的发展目标)的信仰，其蕴含的文化形态从理论或逻辑上必然有两个，其一是它的“现实立足点”(超越起点)的文化形态，其二是它的“理想目标点”(超越终点)的文化形态。文化不是僵死的，所以，静态的文化形态在动态的历史中就同时是一种文化发展的“阶段”(下文中主要用“阶段”来表述)。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引领下的文化跃迁，需要深入阐明我们的信仰所要求的是何种文化、这种要求的根据何在、文化又是怎样地跃迁等问题。 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跃迁对信仰的诉求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是古今中外“多元交集”。所谓“多元”，从形态上可划分为：中国的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西方的古典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文化的“多元交集”使得社会的文化认同及跃迁陷入迷茫。而文化认同及跃迁的迷茫必然反应到信仰的层面，并热切渴望信仰的引领。那么，从文化认同及跃迁的角度，我们的信仰应该起着什么样的引领作用呢？在此，我们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马克思曾指出了人的发展经历了和经历着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再到全面自由发展的三个阶段，而人是文化性的存在物。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性的一种表征。正像蓝德曼所说：“不仅我们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我们。个体永远不能从自身来理解，他只能从支持他并渗透于他的文化的先定性中获得理解。”②因此，文化的发展也相应经历了和经历着三种形态或三个阶段：与人的依赖性状态相应的可称为文化的神学形态，或前现代性文化阶段，或神圣文化阶段，或古典性文化(学界的表述不尽一致)；与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状态相应的可称为文化的科学形态，或现代性文化阶段，或理性文化阶段；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状态相应的可称文化的人学形态，或后文明文化阶段，或神圣性与世俗性相结合的文化阶段。正像人的发展从扬弃“依赖性”获得“独立性”，走向“自由性”的历史一样，人类的文化也正在经历着从神学的神圣到科学的自豪，走向人学的崇高的历程。 在人的发展的依赖性阶段，文化形态的本质的特征是在一种虚幻性的关系中和人性相统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直接的同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实践中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人和自然、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以及文化的社会化形式和个性化形式等等，还处于未完全分化的直接同一性之中。中国的早期文化是在先天性的血缘伦理关系中找到了它的人性根据，并反过来以这种近乎于神化的伦理性关系，规范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并成为所追求的理想和信仰。西方的早期文化则直接在神灵的信仰中找到它的人性的根据，并反过来把这种神灵信仰作为现实生活的最高目的与追求。正是由于那个时代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的低下和自觉意识的蒙昧，神圣文化至少从形式上完全保持着它与人性的“和谐”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过渡到它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实践中的矛盾充分地展开，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自觉意识也相应地提高，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也由神圣文化时期的“神”转向了实实在在的大自然。如果说，在人的依赖性阶段的神圣文化，是人性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在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的科学文化，它所注重的却是人的创造性和对自然的征服，注重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的真实展现，注重的是人对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的创造。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人只有在创造中才能不断地发展自己，没有了创造，人也就复归于动物。而科学文化或文化的科学形态是人的创造性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在此意义上，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难以跨越文化的这一发展阶段。 虽然在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科学文化打破了神圣文化与人性的虚幻性联系，从而使自身和人性建立起一种真实的联系，但这种“真实的联系”由于它以“物”为中介，却使文化成为一种异化于人的文化。资本主义已经以现实证明了这种异化。异化所带来的片面性，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言，完全无异于神圣文化时期的那种虚幻性。所以，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提高和丰富，人的发展也将进入到它的最后阶段，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③而文化在这个阶段将在更高的形态上克服神学的虚幻性和异化的片面性而向人性复归。到那时，一种自由的文化，一种真正符合于人性的文化将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