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各种可能的“阐释”来说，马克思哲学与绝对形而上学的关系是当代马克思哲学探讨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判断，因此，我们不应该一般地讨论它，而应该考虑在什么场域和怎样来讨论它：是在现实世界里，还是在“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内部？是揭示“颠倒论题”的矛盾方面，并且明确其局限，还是让马克思哲学固执于这个主题的阐释？笔者认为，就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判断而言，所谓对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的“颠倒”的判断，是对唯物史观的真正误读。回溯到这一纯粹哲学的讨论之中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颠倒”的论题由于抽象而使马克思哲学处于不利地位。 所谓把黑格尔哲学(或辩证法)“颠倒过来”、使之“重新用脚立地”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它的意思就是要对本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作双重否定。这是马克思为自己的哲学规定的任务吗？笔者相信，马克思会否定这种阐释的，因为它完全颠倒了其思想的形成过程，将思想带回到它的原点，将它变成一种具有绝对性质的学说。对本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作双重否定，可以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或更准确地说，是黑格尔本人为“颠倒黑格尔主义”指出了方向。黑格尔哲学代表了重新建立传统形而上学所特有的一元论的最后努力。然而，在黑格尔的这种努力后面却保留了一种原始分裂的不可缝合的痕迹：一切事物在最初都是分开的，在划分之前，任何统一性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分裂的“唯心主义”恰恰构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这种深刻的二元论，巴塔耶提供了一种相当中肯的阐释，他将黑格尔辩证法与遥远的诺斯替教联系起来：“黑格尔主义，同样还有黑格尔时代的古典哲学”，“依然让人联想到最恐怖的二元论和最奇特的遭到贬低的宇宙论”。更有意思的是，巴塔耶认为，唯物主义的真正精神也与划分的二元论密不可分。(参见汪民安编，第18-23页)我们将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划分的二元论联系在一起的强烈兴趣，因为如下的事实而加强了：划分的二元论使得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区别并非在于其原则，而是在于其应用。它涉及以下这个普遍的问题，即哲学家所做的两分是否必然产生关于抽象的“实体”、“上帝”和同样抽象的“物质”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关于此问题，马克思在分析中洞察到了如下事实，即在德国哲学中，对两种哲学倾向(抽象的“上帝”与抽象的“物质”)优先地位的交替的争论以及周期性“颠倒”，其实质在于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这种要求不过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事物秩序(包括社会秩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66页)因而，尽管像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样一些表现为经典概念的两分的语词，事实上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因为具有某种不同的理论目的而各自有别，但这些语词是要与相应的社会价值形成对照的，它们更像是一种价值论的(而不是本体论的)二元论语词，只能从相应的社会秩序的价值构建中的功能来解释，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应该坦率地承认，自从马克思逝世之后，把马克思哲学按其固有的内部联系来阐释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在一个最基本的层次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史中，旧的形而上学及其二元划分的范畴不断取得它的统治。这一点与历史有关，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概念的简单划分有关。按照今天的看法，如果说唯心主义这个概念令人生疑，那么对与其相对的、貌似清白的唯物主义概念也须生出几分疑惑。比如，在很多方面(但并非在所有方面)，人们理解的“唯心主义”实际上包含了以往理解的各种唯物主义形式，当然也包含了所谓老牌的辩证唯物主义。从意识形态哲学史考察，形成这种“糊涂的唯心主义”并非荒诞：它们一个个都具有传承关系，其话语便是在一个让我们从以前的同一性或相似性的角度看待差异展开的——虽然概念在这里分野，比如在义理方面，但又在那里交叉，比如在语词方面，我们并没有分别叙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套不同语词。这并非说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差异；而是说从否定方面说，仅仅从使用同一套语词并不能够推出它们是同一个叙事。相反，正像马克思所影射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黑格尔主义的模式是同一性，而同一性是仿造的。仿造是指，不同的东西不再可能被涵盖在一个概念之下。比如，绝大多数唯物主义即使试图坚持一元论而清除任何精神实体，最终却通过所有概念而对立、定义、推论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这正好落入由两极思维引向单一维度的统一性而建立起的绝对起源和秩序。因此，“迄今为止的发展中……惟一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它至少像本体论唯物主义一样以黑格尔形式的绝对唯心主义为出发点”。(汪民安编，第17页)在这里，值得深思的道理当然不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颠倒性”，而在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阵线划分虽然有历史价值，但这种两分若被错误地当作贯穿了世间万物的分类，并激发起究竟是“抽象的上帝”优先还是“抽象的物质”优先的争论，则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在这里，需要恢复传统上表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方式之思想的历史地位，将其准确地放在19世纪后期的哲学及其认识论的发展当中。人们今天被它所误引，首先源于从认识论理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方向可能是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一直要求先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作一区别，其结果便遮蔽了在前批判的知识论境域中主、客体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哲学正蒙受一种“谁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看上去反而像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二元性的折磨。这种折磨令人感兴趣的只有一点，即依据一种让事物从天国重新降到尘世的价值颠覆关系，它会迅速转向相反的过程。在《唯物主义史》中，F.A.朗格勾画出这种反向的颠倒模式。他指出，当唯心主义达到它的优先极，即达到“沸点”时，“将一切精神都蒸馏掉”，并因此造成唯物主义的绝对物——“物质”概念，即“物质”重又被当作唯一的优先极，使一切东西都不再辩证运动，“人们又将精神匿名后悄悄引入，比如，引入‘活力’的形式，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转引自萨弗兰斯基，第50页)所以便出现所谓“物质自行消散了”的结果。在这里，“颠倒”的主题总是交叉着反复出现：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转向唯物主义。结果，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争论，如同足球运动中迅速运球进入自己一方球门前的开射位置，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毁灭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