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6-0027-07 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是否已经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否可能？上述两个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学术界。上述讨论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否成为科学分析当代社会的理论工具，即是否还具有当代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过程，结合当前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对上述问题谈谈自己初步的想法。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能够成为科学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理论工具这一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来自于以西方生态主义思潮为代表的“否定派”。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价值立场上看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其理论内容看则坚持的是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因而它和生态学是相对立的。西方生态主义思潮之所以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主要是由他们自身的理论主张所决定的。生态主义思潮从“地球优先论”这一价值立场出发，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不仅使得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而且使人类把自然看做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科学技术则是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的中介。因此，他们强调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1]48基于以上原因，他们最终得出反科学技术、反经济增长的结论。同时，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解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完全实现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第二种观点来自于以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流派为代表的“重新建构派”。他们虽然并不是以生态问题研究为其理论主题，但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建立之初，并未考虑生态制约的问题，而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制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论述自己为何要从早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时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没有研究平等为什么在道德上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一方面相信工人阶级自身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然会赞成平等，随着他们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一定会推翻不平等的社会，而建立平等的社会。另一方面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会自动实现平等，因此没有必要花时间从理论上去论证平等的价值。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仅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化，革命主体不复存在，而且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由科技知识的不断发展所推动的使用价值的扩张，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2]。因此柯亨认为，支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未来平等实现的两大论据消失了，应该考虑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从道德哲学的角度为社会主义作论证。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哈维则在《希望的空间》和《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考察，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一个地理学维度，应该建构一种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以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上述理论家虽然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但是又都认为生态问题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挑战，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其理论视阈。 第三种理论观点来自于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辩护派”。总的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之间不构成矛盾冲突关系，但他们在理论观点上也存在着差异。一种观点以奥康纳和阿格尔为主要代表，他们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只存在着潜在的生态学视阈，却缺乏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但可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重构，开启其生态视阈；另一种观点以福斯特和佩珀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并直接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中阐发其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上述两条路径，最终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底蕴的生态学理论。 西方学术界的上述三种理论观点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都得到了回应，主要形成了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两条路径。第一种主要是从生态价值观的路径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这种观点的本质是把生态文明归结为一种后现代文明或者后工业文明，其必然结局是要么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可能性，要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生产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才能真正与生态保持一致，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明确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理论资源，挖掘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文本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分析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差异及其原因，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生态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差异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生态危机的本质看法不同。生态主义思潮把生态问题的本质归结为价值问题，即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了问题。而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出现根本改变的转折点在于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人类由此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并把自然仅仅看做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最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生态主义思潮那里，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改变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生态危机虽然表现为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但其本质却是人和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因此不能脱离调整人和人的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评生态主义不懂得“自然是社会地产生的。自然的用处和观念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1]156这就意味着解决生态危机应当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