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陆视角中的明朝 中国在何时开始了现代性？对于这个问题的流行回答一直是19世纪同现代性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相遇，这一相遇亦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抵抗、文化转型和革命的起点。在各种流行的讨论范式中，以及在中美学术界，这都是一种想当然的历史分期。如果我们把从欧美现代性模式中提炼现代化标准的那种实体性现代性定义视为当然，那么就可能像某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臭名昭著地(然而愚蠢地)宣称的那样①，甚至做出下述主张：中国绝不是现代的，即便在今天，它也没有成功地通过现代性考试。 无须否定欧美在发明现代性——在过去2个世纪里，这创造了我们所知的世界——过程的历史作用，然而同样清楚的是，无论怎样设计这种现代性的实体性定义，它都不足以承担测量我们习惯上称为现代世界中的变迁的尺度。特别是在解释18世纪晚期以来欧美现代性在全球的统治和霸权所压制的那些别样的历史轨迹时，它抹杀的东西比它解释得还要多。如果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性讨论就需要进一步探究资本主义的出现、世界的重构以及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在其中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我的意思是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意义的位置：中国在资本主义出现中的位置，中国在欧亚(以及最终全球)中的位置，后者不可还原成资本主义现代性出现的空间语境。与上述讨论的某些学者相反(不是指像加文·孟席斯那样学者，他们的还原论只不过歪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使它们变得肤浅)，并没有人否定下列这一点：欧洲人在与资本主义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全球世界体系的产生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过，这种全球化本身只是由于地方性的帝国经济的存在才得以可能，作为当代全球性要素的“世界经济”诱使欧洲的扩张，使全球化力量活跃起来，那些力量在我们时代的起点上便存在着。这便是最近的学者放弃的几乎没有什么争论的结论。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全球化推动其他地区社会转型的方式，诸如德川幕府时期(1600-1868年)时期日本、中国明朝(1368-1644年)、莫卧儿王朝(1526-1858年)、奥特曼帝国(1300-1923年)、萨非帝国(1501-1723年)，以及其他一系列地方社会转型，这都是一些高度地方化的城市聚集带，它们横跨欧亚、亚洲和美洲，改变着既存的并创造新的政治体系。那些变化可能是与“早期现代”欧洲同时产生的社会形态的结果，而不是它们自己历史轨迹造成的②。如果欧洲人在这些发展方面拥有优势，那么正是粗心大意的欧洲人注定通过它们在这些社会之是的中介活动而实现这些发展③。不过，在此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描述这些社会，它们作为同一种创造现代欧洲的力量的产物，而不是表面上与领先于它们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尽管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性获得了胜利，它们也没有被迫进入同那种胜利联系在一起的非线性历史轨迹？在我看来，不承认它们的现代性，便是陷入同一种错误，在现代化话语中，因为它们是“落后的”，或换句话来说，不同的，那种错误便否认不同社会的同时代性。“早期现代”是一种可能性，不过，它受欧洲现代性目的论之困。充满了其他可能性的欧亚现代性可以提供最令人满意的其他选择。在我看来，它对改变我们的现代性定义是有意义的，那种改变使我们更好地处理反常的论据而不忽视它们以保护我们的概念化！从这一视角看来，它对谈论欧亚现代性也是有意义的，那种现代性肯定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不过后者当前可能正在向分享了许多欧亚现代性特点的全球现代性让步，只是采取了那种形式，它们是由欧美霸权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来重组的。 最令人满意的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实际上是在这些时空特点中进行的：源自多种横跨欧亚的世界体系的单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出现，18世纪以来，最终在欧洲成为中心，从那时起，整个世界被带入这种世界体系之中④。虽然自人类的起源在非洲-欧亚之间便存在相互作用，但我认为，人们没有能够观察到，正是蒙古的入侵创造了我们所知的欧亚，也正是从蒙古的入侵开始，才有可能把中国(多个帝国之一，如莫卧儿、萨非和奥特曼帝国)和欧洲的出现看作是我们所称的现代时期。 然而，横跨欧亚大陆的跨地区相互作用在一个新欧亚世界体系中创造了不同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出现便是这些相互作用在欧洲语境中的产物。看起来情况是这样的：跨越非-欧亚范围以及跨洋的“新”大陆，每一个地方加强了交流活动，每一个地方的独立“企业家”——如地主、商人和劳动者——都不断增加。在亚洲不同的地方，后果因环境而异。欧洲创造了资本主义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现代性，这很快导致欧洲和美国对世界的统治。 在东亚，同一时期见证了帝国的巩固——如我们所见，“中国”在明清时期的形成。如郑和下西洋表明的那样，明初是开放的，而在这之后则是对边疆的更大控制，以回应沿海和内地同时加强的压力(这或许解释了整个明朝的“战备扩张”)。 然而，世界的“停止”并没有阻止贯穿东亚世界体系的大量的相互作用，包括文化上的交流。令人感兴趣的是，假定中亚相互作用在东亚形成过程是重要的，那么明清便对这个地区(蒙古、俄国和中亚其他集团)具有更大的兴趣，而不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的陌生人⑤。不过，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明显地出现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晚明观察到的“资本主义萌芽”之中(如果看不见的话)。把“中国”视为一个发展单位的史学倾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批评者都一回事)以多种方式存在于对这些发展的完整评估中。问题与一种关于明清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国家(以及明朝中期的北京)中心视野混杂在一起，正是在中国的南部和中东部(江南地区)，这些关系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最为显著。最近一项研究的作者们指出，正是伴随着“明朝中期以后的中央控制弱化”，社会经济表现出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贡赋交换使得海上私人贸易像鬼火一样繁荣起来，这导致海上经济和社会组织在传统体系内部萌发⑥。转向对北部蒙古问题的重视可能对这个结果产生了更一步的影响。 明朝和清朝早期的中国也许同东亚以外的外部世界并没有密集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改变经由南海的商业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那种商业关系给中国带来了美洲的银子和粮食，这对于它的金融结构和人口动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商业关系也向东南亚(包括菲列宾)的海外移民。从明朝中期起，海外中国人在中国经济(以及东南亚经济)中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是大陆与海外的联系纽带⑦。欧洲的触角伸到中国沿海，这导致了进一步的防卫性闭关，特别是欧洲人的活动从融入东亚空间转向根据欧洲需求来改变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出现的世界体系不再只是欧亚的，而且也包括了美国(通过菲列宾)。然而，明-清控制边疆的努力既阻止了商品流动，又阻碍了向东南亚的移民和中国人口的扩大。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推动的转型无疑为欧洲和中国的同时扩张提供了背景，虽然关注下列差异同样重要：两种扩张都是正在浮现中的全球世界体系的产物，只不过其中一种得到了资本主义的强大支持，而另一种则是防御性扩张，在任何尺度上，丝毫都不能同由资本主义支持的帝国主义结果相比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