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现代性》中，我试图揭示当代全球意识的含意，以期理解现代性之构成。在这里，我希望特别指出明朝(1368-1644)的发展，它紧接着蒙古的扩张，后者第一次为从整体来想象欧亚创造了条件①。受这种新的意识激励，历史学家开始推翻过去30年来对跨洲互动在“现代世界”形成中作用的解释，过去人们把“现代世界”看作主要是欧洲意图和行动的产物。他者亦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对这一点的承认已经挑战了深嵌于欧洲现代历史编撰学中的假设，即现代性是欧洲历史内部发展的产物——以欧洲中心来组织历史，这便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意义②。转向对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社会关系的强调，这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仍然没有充分面对的复杂问题：对现代性形成的参与为我们理解其他社会提供了何种意义。它们是否也极大地改变了这些互动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怎样解释这些变迁？ 简单地说，发展是社会内在动力的产物，这是欧洲现代史学的基本假设，它已经成为以欧洲现代性霸权来探讨全球历史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现代化话语的两个主要变体——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扩散过程中，这是非常明显的，在民族主义史学中同样如此，后者将民族视为他们自身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假设激活了全部的中心主义，如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伊斯兰中心主义。 在这里，我们将评论这些中心主义的瓦解。全球化观念已经加入了在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或者世界体系分析中出现的对这种中心主义的早期挑战，前者亦使关系处于比自主发展优先的地位，那种发展创造了历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构型，并且是以先前历史为条件的。把超越民族国家的单位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这种再空间化的当代结果强调了所有那些介入关系中的社会的同时代性③。现代化话语的进化论假设已经被结构性时间的持续所替代。不只是追随某种内在逻辑，有些社会构型也被看作更大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服从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基础上的创造或再造结构的那种动态力量。时间亦具有一种时态性维度。这并不否认为诸如国家和文明那样的历史构型的重要性。但是它拓宽了那些力量的范围，这些力量正在形成，或者更广泛地说，把一种更大的偶然性引入它们的历史构型中。它也改变了历史得以组织起来的边界，或者更彻底地，拒绝关注所有的边界，把它们视为历史理解的障碍④。 这是跨大陆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性所在，通过质疑一个阶段是否早期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提出下述不同的主张——虽然以过去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但结构性关系参与了每一个阶段的形成，这种做法不仅为探寻其形成过程中更广泛的力量打开了空间，亦把一种结构的偶然性引入它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如果它不只是一种更复杂的欧洲中心主义视野——更大地关注欧洲现代性形成过程的外部力量——分析就要求更密切地关注其他部分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欧亚外围的其他主要力量的集中；从欧洲一极到中国和日本另一极，中间是奥特曼、萨非、莫卧儿帝国。无须强调，15世纪以来，更大的超大陆的语境包括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后者在政治上是边缘性的，但作为新的财富源泉在现代性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的主张如下，某些欧洲社会表现出惯常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点，与此类似，其他欧亚社会在它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上也经历着差不多的转型。所有的社会都承认，这是“早期现代性”属性。在诸如本雅明·埃尔曼这类学者的著述中，“早期现代”不同于现代，贯穿大陆的共同性是得到承认的。但是，这种区别也掩盖了一种目的论。在被作为现代性叙事写成的欧洲历史语境中，“早期现代”这个术语的意义是现代性的前奏，其承诺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实现——即使转型处于争论之中。因此，由这个术语描述的阶段并非只是“年代学的”，指某种时间的框架(如，公元1450-1750年)。它也是那些注定创造欧洲现代性的那些特点的“萌芽”(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成的比喻)。任何把这个术语应用到其历史的做法，也都具有这种目的论，再一次强调那些特点不能在其他地方产生。另一方面，如果重点是这个时期所有社会的共同性，那么欧洲的“早期现代性”或许将是成为问题的。我们必须因此追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只是在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及欧洲人在全球的纠缠是否同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兴起有什么关系，后者使欧/美的垄断主张合法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可能性，是对增强了的全球互动之力量的回应，它最终证明并不能适应通过殖民在全球扩张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的这些“别样的”反应，不是现代性的前奏，它们也以一种事后之见表明了其他的特点(无论其是否关心自己的未来)。这些别样的方案，无论它们具有什么价值，都必然遭到欧/美现代性的压制，后者从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那里得到了力量。 为了回避目的论，最好把被标识为“现代”和“早期现代”的两个阶段看作现代性历史之矛盾的而非进化的阶段。欧/美现代性不仅建立在对他者的征服之上，而且需要征服自己的过去⑤。我们需要恢复亚历山大·伍德赛德所称的“失去的现代性”，不是为了反对的恢复或复兴目标，而是将其作为资源帮助解决已经变得严重的现代性难题。这意味，无论如何都得事先承认，正在恢复的东西不是“早期现代”、“前现代”或传统，而是在其最初阶段上的其他现代性方案。正是在这个阶段上，才有可能谈论“其他方案”，而不是当前，由于卷入资本主义现代性，今天我们已经放弃了其他现代性主张。如果欧洲注定要“地方化”，那么正是在现代性的这个早期阶段上，那时欧洲现代性只是多个现代性中的一个，而不是像当前这样全球化了的资本主义，在全球为现代性提供基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