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历来受到普遍关注，其中广为人知的一个论断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将其移植到唯物主义的土壤之中，从而完成了一场哲学革命。应当说这一论断不无根据，其一，从文本上看，马克思曾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且在行文中曾经多次使用“颠倒”或“倒立”，并以之来论述自己同黑格尔的关系；其二，从内容上看，在马克思哲学中的确可以清楚看到黑格尔的影子，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亦是不争之论；其三，从效果上看，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二者关系的轮廓，有利于马克思哲学的传播。但问题在于，将一个事物或问题颠倒过来，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实现哲学革命的就不是马克思，而是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把哲学拉回到唯物主义的地基之上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颠倒“这个说法严格地讲对费尔巴哈完全适合，因为他的确重新使‘思辨哲学用脚站地’”。①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呢？那么马克思哲学将不过是对黑格尔思想的一种重述，哲学革命无从谈起。因此，无论何种情况，都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问题。 一、传统“颠倒”论的前提批判 在颠倒问题的传统观念中实质上存在着一些隐蔽的前提：其一，实体化。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被视为可以分离开来，独立存在的实体。三者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其差异仅在于各种成分所占比重的不同而已，就像一杯饮料中放入不同比例的糖和香精一样。其二，形式化。辩证法可以是一个纯粹形式的东西，可以从其所置身其中的内容中抽取出来，也可以重新置入另一个内容之中。就像数学一样，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也的确曾被看作“真正的革命代数学”②。其三，方法化。有了前两层意思，第三层意思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辩证法往往被视为一种方法，一种可以与特定对象分离并被运用到任何对象之上的方法。以上三个前提相互勾连，隐性地决定着传统的颠倒观念，而这种传统观念实际上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粗暴扭曲。 熟悉黑格尔思想的人都会知道，对于近代哲学中的抽象化、形式化、工具化、手段化的倾向，黑格尔始终予以坚决的批判，甚至不乏辛辣的嘲讽。在《精神现象学》导论的开头第一段，黑格尔就批判了这一倾向，指出运用抽象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根本是件于理不合的事情”。③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了这一倾向的前提假定：“它假定着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也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外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④。黑格尔在此一连用了三个“假定”，与我们前面分析的三个前提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更具根本意义。伽达默尔曾经对黑格尔的这一立场予以精当的概括，他指出，在黑格尔看来，那种抽象的、形式的外部反思“就是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不会停在某个特定的内容之上，但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⑤在传统观念中，辩证法恰恰被当作了这种可以被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一般原则或方法。这实质上是把黑格尔所坚决反对的东西当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可以想象，黑格尔面对这一被扭曲的命运，会是怎样的苦笑不已。 既然黑格尔辩证法不是纯形式的东西，那它又是怎样的东西呢？黑格尔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辩证法的呢？这需要回到黑格尔和他所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时就是时代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哲学家，黑格尔第一次自觉地把哲学视为思想中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⑥这段论述被后人誉为“哲学的秘密现在被无情地揭示了”。⑦那黑格尔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又具有怎样的时代问题？黑格尔的时代乃是一个现代世界初步形成、现代性要求确证自我的时代。影响并塑造这一时代的主要历史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贯穿这些历史事件的主导原则是主体性，“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⑧而主体性的膨胀必然导致理性的分裂，而与理性的分裂遥相呼应的是生活世界的分裂。黑格尔认为自己所置身的时代乃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古典模式的生活和观念系统已经崩溃，新的系统尚待建立。黑格尔将此看作是时代对哲学的挑战，认为回应这一挑战、重新整合分裂的世界是哲学的使命。 从哲学上看，现代性的分裂主要体现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黑格尔的工作就是要跨越二者之间那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跨越的切入点，就是对现代性的主导原则——主体性的改造。我们知道，康德通过其“哥白尼革命”，确立了主体性原则的主导地位。但与康德的主体同时得以确立的，还有那只可思、不可知的物自体。要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唯一可能的是让主体前进一步。而要实现“让主体前进一步”，就必须改造康德的主体。在康德那里，主体乃是空洞的、僵硬的逻辑主体。黑格尔的工作，就是要让空洞的主体充实起来、僵硬的主体运动起来，从而向前迈出跨越性的一步。而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工作，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发现了劳动。 在论述著名的“主奴辩证法”中，黑格尔集中阐释了其劳动思想：“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这正因为对象对于那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在化自己，进入到持久的状态。因此那劳动者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这段略显晦涩的语言表达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劳动者通过劳动实现了外化，因此他在对象之中看到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他自己，“奴隶据以陶冶事物的形式由于是客观地被建立起来的，因而对他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即是他自身；因为这形式正是他的纯粹的自为存在，不过这个自为存在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实现”。这一思想在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过去哲学思维的导向是向内的，比如在面对“我是谁”的问题时，笛卡尔的回答是我思，康德的回答是先验的统觉，具体答案各有不同，但方向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向内寻找答案。黑格尔劳动思想的提出则改变了这一方向，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必须眼睛向外，从我的对象上寻找答案。换言之，我就是我的对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黑格尔说出了甚为难懂的话：“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⑨马克思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构成了“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