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而存在的，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绝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外在说教，而是通过“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所指向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具体实现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融汇着这三大批判，而且都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构成“超学科”的、作为“一整块钢铁”而存在的否定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①特别是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更是他“三大批判”的具体结晶。对此，恩格斯曾指出：“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批判的基本要点。”②马克思的《资本论》真正地实现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一、《资本论》的哲学批判：反对“抽象对人的统治” 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批判，并不仅仅是所谓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而是通过“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深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背后，揭示和破解人被“抽象”奴役和统治的原因及“秘密”。 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人突破“神圣形象”的控制，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马克思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③，反而“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④。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事实就是“抽象成为统治”。但这个“抽象”到底又是什么？按马克思紧接着的解释，“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⑤。由此可以看出，抽象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作为物质关系而存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资本”成了作为“非神圣形象”统治人的“看不见的手”。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⑥资本作为上帝出现了，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的统治者。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丝丝缕缕的关联：正是那个抽象的“一”(本质)——绝对精神幻化成了资本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普照的光”的统治地位。⑦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结成了“神圣同盟”，二者相互拱卫，共同实现了“抽象对人的统治”。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之所以能成为统治与资本的“主体本性”有关。资本的主体本性就是无限增值自身，而为了增值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资本的强大同一性逻辑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主体性力量”是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具体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同一性“暴政”下，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资本具有了控制的主体性。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桌子跳舞”的隐喻的真实意蕴：资本的主体性同一化魔力颠倒、控制了一切。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抽象劳动”本来只是标示了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是，现在它成了主体，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原理”。⑧在这一意义上，科西克认为“抽象成为统治”就是一个“伪主体”：“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⑨，它是一种“颠倒的主体”。而抽象之所以能实现统治，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的“联姻”和“共谋”：这两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并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进取—扩张的力量。对此，国外学者沃克曾形象地把资本的抽象力量比喻为“抽象的病毒”：“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并且使之制造更多的抽象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⑩而资本作为“抽象的病毒”，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痼疾。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历史”(11)。 在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中，作为“抽象”统治人的“资本”，实质乃是一种启蒙的理性神话所造成的强大的“同一性逻辑”的“感性显现”，它与主体性哲学具有无法割舍的“姻亲”关系。资本是主体性哲学的动力和世俗根基，而主体性哲学则是资本的灵魂和理论框架。在这里，资本的主体性本质与主体性哲学的资本本质是内在统一的。在资本主体性的控制下，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正因如此，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此情况下，“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2)在这里，人及其劳动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强调“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还“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13)因此，正是资本导致了人的异化——“主体性的颠倒”——对人的本质的扭曲。对此，海德格尔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的批判和揭示优于和高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4)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实际上揭示和论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刻性和优越性。对于这一深刻性和优越性，海德格尔晚年又在一个讨论班上进行了具体指认：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或根本不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然而，马克思却“懂得”这双重的现实。(15)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强调指出的：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的“物质”方面，更要看到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16)而要真正把握资本的这一“形式规定”，就必须如马克思自己所言：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17)——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这实际上表明马克思反对一切对资本主义的“实证主义”理解，而是强调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最为深刻的哲学批判。
